經典的《傲慢與偏見》，無與倫比的Jane Austen!

關於簡·奧斯丁，應該從哪兒說起呢?著名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有句名言說：“在所有偉大作家當中，簡-奧斯丁是最難在偉大的那一瞬間捉住的。”簡·奧斯丁(1775—1817)生長於英國南部有文化教養的牧師家庭，本人一生四十多個年頭的歲月基本上是在英國的鄉間度過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理智與情感》(1795)、《傲慢與偏見》(1796)、 《諾桑覺寺》(1798)、《曼斯斐爾德莊園》(1812)、《愛瑪》(1814)、《勸導》(1816) ——大都是描寫她自己熟悉的鄉間所謂體面人家的生活與交往，看來平凡而瑣碎。在她的六部小說中，沒有拜倫式慷慨激昂的抒發，也極少見驚心動魄的現實主義描寫。對於簡·奧斯丁，要想捕捉她的“偉大”之所在，應從何處下手呢?她筆下那一場一場的舞會、一次一次的串門喝茶、一頓一頓的家宴和一桌一桌的紙牌，還有那些數不清的散步、閒談等如何能體現她的小說藝術的偉大呢?
    評價奧斯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題材問題。毫無疑問，奧斯丁是寫小題材的。據她自己說：“鄉間村莊里的三、四戶人家”是她“得心應手的好材料”。她還把自己的藝術比作在“二寸象牙”上“細細地描畫”。這是奧斯丁在藝術上自覺的選擇。當有人建議她在創作上改換路子寫這寫那，她都婉言謝絕，堅持說：“不，我必須保持自己的風格，按自己的方式寫下去……”
    小天地可以反映出大問題。別小看“鄉間村莊里的三、四戶人家”的家務事，英國社會的階級狀況和經濟關係盡在其中。至少在奧斯丁的作品裡是如此。以《傲慢與偏見》為例，僅第二十九章羅新斯莊園的一次宴請和飯後的一桌牌就說明了多少問題。咖苔琳·德·包爾夫人僅憑自己的家產、地位便在柯林斯牧師夫婦面前那樣驕橫，柯林斯牧師竟對她那樣謙卑，他被邀請為夫人湊上一桌牌，便感到不勝榮幸，“他贏一次要謝她一次，如果贏得太多，還得向她道歉”。其實這不是一般的阿諛奉承問題。要知道，柯林斯教區牧師的職務是咖苔琳夫人提拔的，他視夫人為“施主”，當然不好意思再贏她的錢。這僅是個小小的細節，卻有趣地反映了當時教會對地產的依附。至於威廉·盧卡斯爵士，既然本身已經封了爵位，何至於在牌桌上“不大說話，只顧把一樁樁軼事和一個個高貴的名字裝進腦子裡去”?原來，他是在鎮上做生意起家的，曾在當市長的任內向國王獻過辭，從而獲得爵士頭銜。他是個商人變貴人的典型，骨子裡還是個商人，難怪羨慕貴族，從莫里哀的茹爾丹先生以來就是如此，或許可追溯到更早的羅馬喜劇。再如，彬格萊先生和他的兩個姊妹出場不久，第四章便交代說，“她們出生於英格蘭北部的一個體面家族。她們對自己的出身記得很牢，可是卻幾乎忘了她們兄弟的財產以及她們自己的財產都是做生意賺來的”。對於細心的讀者，看到這“北部”一詞，就一目了然。彬格萊一家是在工業首先發達起來的北部發家致富的，這樣賺來的錢帶著銅臭氣，與貴族攀交的彬格萊小姐當然不願意正視它。這是當時普遍的階級心理。後來的蓋斯凱爾夫人在小說《北部與南部》中對照了農業的南部與工業的北部，更充分地描寫了發了財的北部企業家在文化教養上的欠缺與自卑。奧斯丁這裡輕輕一筆帶過，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不過，要論證奧斯丁作品的歷史社會意義，要從根本上解決對奧斯丁的評價，還得從她大量描寫的“鄉間村莊里的三、四戶人家”人手來說明問題。
     《傲慢與偏見》開卷第一句話便宣稱：“凡是有財產的單身漢，必定需要娶位太太，這已經成了一條舉世公認的真理。”在這裡，關鍵的字是兩個：有“財產”和有“需要”。原文中的in want of係指客觀需要，不是主觀“想要”，這種提法使命題更具有“真理”的客觀性。 《傲慢與偏見》便以班納特一家為典型來檢驗這條舉世公認的真理。
    住在浪博恩村的班納特一家是當地的第一大戶，班納特先生的地產年進兩千鎊，剛夠一家子的開支。根據遺囑上的附加條款，這份產業必須傳給男性繼承人，班納特夫婦沒有兒子，產業要由一位遠親繼承。他們的五個女兒沒有生活保障，只能等著結婚。因此，當有十萬鎊遺產的彬格萊先生租下鄰近的尼日斐莊園時，這就難怪班納特太太，像四鄰八合所有那些家裡有女兒的太太一樣，要把這位尚未見過面的彬格萊當作自己女兒“理所應得的一筆財產”——“一個有錢的單身漢；每年有四五千鎊的收入。真是女兒們的福氣!”
     《傲慢與偏見》就是這樣開始的。這裡所說的婚姻，顯然不涉及感情，純粹是個經濟問題、生存問題。對於那些待嫁的女孩子，彬格萊只是個抽象存在，她們遠遠看見他“身穿藍上衣，騎著一匹黑馬”就足夠了。關鍵是有“財產”。人們常常籠統地認為奧斯丁專門描寫愛情與婚姻，其實她首先和主要是寫婚姻問題，不是作為愛情結果的婚姻，而是作為經濟需要的婚姻。因此，我們可以說，與作者的宣稱相反，所謂“有財產的單身漢需要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麼“舉世公認”的“真理”，而只是班納特太太的一廂情願。我們也可以說，在《傲慢與偏見》中，真正的“舉世公認的真理”，不是“有財產的單身漢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沒有財產的婦女需要嫁有財產的丈夫”!
  從《傲慢與偏見》的整個描寫來看，作者探索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即佔有欲氾濫成災的社會條件下的婚姻關係，推而廣之，也是考察經濟關係在婚姻、在人們生活中的決定作用。
     《傲慢與偏見》裡描寫了各種不同的婚姻關係，吉英與彬格萊、達西與伊麗莎白、韋翰與麗迪雅、柯林斯牧師與夏綠蒂·盧卡斯……。夏綠蒂與麗迪雅代表兩種極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儲藏室，日後可以不致挨凍受飢” ；後者卻純粹出於性的衝動，完全不顧後果。 《傲慢與偏見》也描寫了人們對婚姻的不同追求與看法。如咖苔琳夫人一心要把女兒安娜小姐嫁給外甥達西，以便“把兩家的地產合起來”，她並且認為達西“有義務”、“有責任”這樣做。有兩萬鎊嫁妝的咖羅琳·彬格萊小姐一貫揮霍無度，喜歡與有身份地位的人結交，緊緊盯住年進一萬鎊的達西先生。彬格萊小姐還極力阻止她哥哥與班納特家的大女兒吉英之間的愛情，她希望哥哥娶達西的妹妹喬治安娜小姐，一來可以“增加財產、提高地位”，二來親上加親，可以此促成她自己與達西的婚事……。達西的表兄費茨威廉上校是位伯爵的小兒子，不能繼承家產和爵位，他坦白地向伊麗莎白說，自己揮霍慣了，在婚姻大事上不能不考慮錢財。他說，在婚姻問題上只有達西有條件不受錢財的約束而自由選擇。對這形形色色的婚姻關係和婚姻觀，作道義上的譴責是無濟於事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傲慢與偏見》中作者始終把婚姻問題放在各種社會和經濟關係中去考察，使整個故事紮根於現實生活的土壤。
    歷來英國小說描寫婚姻的不知有多少，但像奧斯丁在《傲慢與偏見》中那樣透徹地從經濟關係方面抓住資產階級婚姻制度的本質，在英國小說裡確實是不可多得的。奧斯丁用最透闢的眼光向人們表明，資產階級婚姻的實質無非是金錢交易、利益的結合。柯林斯牧師與夏綠蒂·盧卡斯的結婚是個典型。柯林斯牧師繼承了父親的產業又受到咖苔琳·德·包爾夫人的提拔，獲得了教區牧師的職位，他有了房子，有了很不錯的收入，就缺個會理家又會陪伴他的馴服太太，加之他“施主”的慫恿，因此他急於娶妻。從夏綠蒂方面而言，則她從這樁婚事中得到了房子、小園子、家具陳設等一個舒服的小家。伊麗莎白去看望她時發現，“操作家務，飼養家禽，教區事物以及與此有關的一切，對她還沒有失去其吸引力……”，“只要把柯林斯忘掉，其餘一切都很舒適融洽”。在這種婚姻關係中，有趣的是，沒有財產的婦女的確嫁了有財產的單身漢，但在婚姻帶給她的樂趣中，恰恰沒有丈夫的地位。這不是對小說一開始提出的“舉世公認的真理”的有這樣的親戚是不配與有身份的人攀親的。在奧斯丁筆下，舉止、言談、風度、教養在現實生活中是會發生作用的。譬如，吉英一度失去了彬格萊，正是她的至親骨肉的行為失檢造成的。別的不說，單憑班納特太太在大庭廣眾之下滔滔不絕地議論這樁婚事的好處，就足以把彬格萊嚇退了。
    現在回到本節開頭提出的問題。在《傲慢與偏見》中達西與伊麗莎白之間終於克服了財產與門第的懸殊，結為夫婦，manners在這裡起了很大作用。如前所述，他們倆之間的隔閡首先是由達西在舞會上對伊麗莎白無禮引起的。可是，後來又是manners把達西與伊麗莎白結合起來。他們在彭伯里莊園偶然相遇，達西發現，伊麗莎白的舅舅、倫敦商人嘉丁納先生及其夫人是極有教養的體面人。班納特太太固然缺乏教養，但他自己的親姨咖苔琳夫人也同樣不懂規矩。至於說麗迪雅私奔造成醜聞，其實達西自己的妹妹喬治安娜也曾打算私奔，總之在親屬的教養問題上，他們兩人的“賬”互相抵消了。純粹屬於兩個人之間的隔閡，在彭伯里的新的條件下也完全煙消雲散。達西第一次求婚被伊麗莎白拒絕，他認識到了自己的居高臨下，自我中心；在彭伯里再次見面時，他彬彬有禮，與昔日舞會上的達西判若兩人，使伊麗莎白大為感動……這時伊麗莎白才開始認識到，只有他(她)們兩人在思想、感情、志趣上最投合。當姐姐吉英問到她，怎麼會愛上達西先生的，伊麗莎白回答說：“應該從我看見彭伯里莊園美麗的園林那一天算起。”這話好像是指達西的財產，因此吉英要妹妹別開玩笑，其實這話是雙關語，除了指具體的莊園外，還指在彭伯里的園林裡見到的一個新的達西。也就是說，達西改了待人接物的態度，才贏得伊麗莎白的心。可以想像，如果達西還是那麼傲慢無禮，那麼即使其他誤會排解了，他們之間也不會產生愛情的。
    這樣說，奧斯丁是不是以達西與伊麗莎白的婚姻而否定了自己對資產階級婚姻本質的揭示呢?當然不是。誠然，在達西與伊麗莎白疏遠與和解的關係中，manners起了絕大的作用。 manners克服了他們之間的鴻溝，包括財產地位的懸殊，但是眥nners本身不是超階級的。如前所述，manners包括舉止言談、禮貌風度，歸根結蒂是社會身份的標誌。達西與伊麗莎白在財產地位上有一定的懸殊，但他們基本上屬於同一個階級，即伊麗莎白說的，“他(指達西)是紳士，我是紳士的女兒，在這點上我們是平等的。”我們重溫恩格斯那段名言，應該注意到他說的資產階級的婚姻自由，是“從本階級選擇”。我們通過表面的“儀式”看到了選擇過程。更重要的是，manners的要求則保證這選擇限於本階級。
  因此，奧斯丁對“儀式”和“教養”的強調不僅不削弱她在《傲慢與偏見》中對資產階級婚姻本質的揭示，相反從“儀式”到實質，奧斯丁圍繞資產階級婚姻揭示了一系列社會、經濟、道德的真理。若說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實際上是為恩格斯的論斷做了形象的註釋，這話也不為過吧。
    奧斯丁素來長於刻畫人物，有的批評家還認為在這點上她可以與莎士比亞媲美。英國著名作家EM福斯特的小說理論名著《小說面面觀》在分析“立體”人物(與“扁平”人物相對而言)時便以奧斯丁的人物為例。實際上，奧斯丁的某些人物基本上只是漫畫，是扁平的。班納特太太和柯林斯牧師，他們身上只有一個基本特徵，這個特徵從一開始就交待清楚了。如小說的第一章寥寥數百字的對話就把班納特太太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呈現在讀者面前，人物後來的言行不過是他們固有特徵在新的條件下的不同表現，如同音樂中的變調。同樣，柯林斯牧師的第一封信也是一幅自畫像，他後來的言行(和書信)只不過是進一步的自我暴露而已。奧斯丁的另一些人物，如女主人公伊麗莎白-班納特的性格就有發展，而且還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正合了福斯特對立體人物的要求。但是無論如何，扁平也好，立體也好， 《傲慢與偏見》中描寫得最出色的人物形象——伊麗莎白、班納特太太、柯林斯牧師——都刻畫得栩栩如生，好像可以從書本中走出來，我們彷彿聽到伊麗莎白爽朗而調皮的笑聲、班納特太太那喋喋不休的抱怨和柯林斯牧師滔滔不絕的廢話。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奧斯丁在描寫人物形象時使用的嘲諷語調和喜劇手法，當她說班納特太太“智力貧乏、不學無術、喜怒無常”時，她的語言還僅是簡潔而準確的。但當她接著寫到“只要碰到不稱心的事，她就自以為神經衰弱”時，就含有嘲諷了。奧斯丁還善於自己躲在後面，讓人物通過最普通的語言自己暴露自己。 《傲慢與偏見》開頭時，班納特太太急於搶先認識彬格萊，不指望靠郎格太太的介紹，她說“我不相信郎格太太肯這麼做。她自己有兩個親侄女。她是個自私自利、假仁假義的女人，我瞧不起她” 。而第五十四章到了故事的結尾，吉英與彬格萊的婚事已成定局，班納特太太心里高興，又提起這位始終沒有露面的郎格太太，說：“我覺得郎格太太這個人真是太好了；她的侄女兒們都是些規規矩矩的好姑娘，只可惜長得一點也不好看。我真喜歡她們。”這兩段話一前一後，遙相呼應，不是把班納特太太嫁女兒的競爭心理以及她的反复無常、自我中心表現得淋漓盡致嗎?再如柯林斯牧師把班納特一家攪了半天也沒有娶他們的女兒，班納特太太早就對他煩透了，而柯林斯牧師臨走時還“答應”給他們“再來一封謝函” !
     “答應”二字用的好，充分點出這個厭物的遲鈍，竟絲毫沒有覺察出班納特一家人永遠也不想見到他或收到他的片言只語!又如對咖苔琳夫人的描寫。咖苔琳夫人的馬車路過門口，柯林斯牧師全家手忙腳亂出去迎接，伊麗莎白卻說：“就是這麼回事嗎?我還以為是豬玀闖進了花園呢，原來只不過是咖苔琳夫人母女倆。 ”這話雖然說得挖苦，戳破了咖苔琳夫人自己吹起來的唬人架勢，但過於直率不夠含蓄。再看下文中對咖苔琳夫人的描寫：“只要哪一個佃戶不馴服、不知足或窮得活不下去，她就親自出馬到村子裡去調解糾紛、壓制怨言，把他們罵得恢復太平與富足”!她請柯林斯等人吃飯，飯前“打發客人到窗口去欣賞風景”，飯後又要大家聆聽她來“斷定第二天的天氣會如何”。這裡僅僅通過幾個小詞的安排，一個專橫跋扈的老太婆的諷刺畫像便躍然紙上了。
    在《傲慢與偏見》這樣一部以喜劇性為基調的作品中，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基本上只有理性的人和愚蠢的人，騙子韋翰也許除外。但讀者可能會注意到，韋翰完全是從外部描寫的，讀者無法真正了解他。他在故事中主要起道具的作用。而對書中的蠢人，作者不僅讓他們自己暴露自己，並且還用喜劇手法讓他們以自己的愚蠢懲罰自己。如咖苔琳夫人興師動眾跑到班納特家向伊麗莎白問罪，原是要扼殺達西與伊麗莎白的愛情，可是，事實上，正是她這一舉動為這一對相愛的人溝通信息，促成了他們的結合。伊麗莎白調皮地說：“咖苔琳夫人倒幫了極大的忙，她自己也應該高興，因為她喜歡幫人家的忙”，作者就這樣把這位又霸道又可笑的老太婆給打發掉了。
    在《傲慢與偏見》中，伊麗莎白是全書的中心人物，其他人物的愚蠢都是通過她反映出來的。如在尼日斐花園舉行的舞會上，班納特太太和她的小女兒們的不得體的言行都是通過伊麗莎白的眼睛看見的；當時吉英與彬格萊眉目傳情，根本沒有註意，只有伊麗莎白為她們臉紅。她“覺得她家里人好像是約定今天晚上到這兒來盡量出醜，而且可以說是從來沒有那樣起勁，從來沒有那樣成功”。
  同樣，關於彬格萊小姐的種種心計，吉英總是從最好的方面去理解，也還是伊麗莎白敏銳地覺察出她們姐妹倆的不懷好意。班納特先生在第一章裡，當伊麗莎白還沒有露面時就說過，“別的女兒都糊塗，只有伊麗莎白聰明”等話，也給我們從心理上作了準備，使我們產生一種印象、一種期待，似乎伊麗莎白是全書的中心人物，作者通過她而對全書的人和事做出判斷，好像勃朗特之於簡·愛一樣。的確，在《傲慢與偏見》中，作者花了很多筆墨刻畫她的性格，她資質聰明，思想活潑，性格開朗，有幽默感，喜歡笑別人，也同樣能笑自己。對於彬格萊小姐的暗箭，她反唇相譏，對咖苔琳夫人的無禮，她膽敢頂撞。她憑自己的聰明大方博得了眾目所矚的男子達西先生的愛慕，擊敗了“情敵”彬格萊小姐，有如簡·愛擊敗了布蘭奇小姐而與羅契斯特先生相愛一樣。但所有這一切只能說明，伊麗莎白是全書中興趣的中心，但還不是判斷是非曲直的尺度，即不是“意識”的中心。事實上，伊麗莎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正面主人公形象，作者並沒有始終一貫地從讚賞的眼光描寫她。讀者會注意到《傲慢與偏見》進行到四分之一，即到第十六章的時候，作者對伊麗莎白的描寫在基調上發生了變化：她從“聰明人”變成了“愚人”。事情是從伊麗莎白在麥里屯碰到民兵自衛團的軍官韋翰開始的，伊麗莎白立刻被韋翰一副“討人喜歡”的儀表迷住了。韋翰跟她一見如故，滔滔不絕地洗刷自己，中傷達西先生，那話裡破綻百出，聰明過人的伊麗莎白竟然毫無察覺，完全被韋翰牽著鼻子走。這時奧斯丁筆鋒一轉，改用嘲諷的筆調描寫伊麗莎白，如說她看著韋翰，心裡覺得，他“越說話越顯得英俊了”。其實他正在那裡編排一席謊言哩!她為他抱屈，心裡責怪達西，“怎麼竟如此對待像你這樣的一個青年，光憑你一副臉蛋兒人家準知道你是個和藹可親的人”。她與韋翰分手時“滿腦子是他的形象”，“一心盼著跟他跳舞”，“穿著打扮格外用心”，總之，現在伊麗莎白自己成了被嘲諷的愚人了。她對韋翰的著迷已為別人所察覺，如她的舅媽就提醒她要“謹慎”，她的朋友夏綠蒂也勸她“別作傻瓜，為一個韋翰而得罪比他高十倍的達西”，而伊麗莎白恰恰當了這樣的“傻瓜”，傲慢地拒絕了達西的求婚。這完全不能跟《簡·愛》的簡·愛拒絕嫁給羅契斯特相提並論。 《傲慢與偏見》第三十五章伊麗莎白拒絕達西的求婚沒有任何保衛婦女人格不受侵犯的含義。當我們想到伊麗莎白是在對韋翰著迷，聽信他的讒言的情況下才拒絕達西的求婚時，她的那副姿態不是有點可笑嗎?第三十七章是伊麗莎白成長過程的重要轉折。看了達西的信，她不僅知道了韋翰一達西關係的真相，更重要的是，她對自己達到了一種新的認識。她現在突然認識到，當初，第一次見面，韋翰就滔滔不絕，自稱自讚，是多麼有失體統，何況又言行不一，而她自己竟毫無察覺，上了大當。她悔恨自己“盲目、偏心眼兒、有偏見、荒唐”，“完全被虛榮心牽著走……”。最後她說：“在此之前，我根本不認識我自己”，這或者就是西方評論所謂的epiphany，亦可稱為“頓悟”吧。伊麗莎白克服了偏見，達西也收斂了傲慢，兩人在新的境界裡結合起來。至此，小說也達到頂點與高潮。在此之後，就是收拾故事的各條線索而已；就人物塑造而言，已全部完成，不再有什麼發展。失去了嘲諷的、喜劇性的基調，《傲慢與偏見》的最後部分就少了奧斯丁特有的韻味。如伊麗莎白與達西最後定情的那段話：“她立刻吞吞吐吐地告訴他說，……她的心情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她願意以愉快和感激的心情來接受他這一番盛情美意。這個回答簡直使他感到從來沒有過的快樂，他正像一個狂戀熱愛的人一樣，立刻抓住這個機會，無限乖巧、無限熱烈地向她傾訴衷曲……”
    比起先前那些機智的鬥嘴和帶挖苦的敘述，這段交代多麼乏味!顯而易見，對奧斯丁來說，嘲諷是她的小說藝術的精髓。
    縱觀《傲慢與偏見》，可以說，奧斯丁對決定婚姻關係、乃至人的一切關係的物質原因可謂揭露得深刻，但這種揭露，在這部喜劇性的世態小說中，不是凶狠的，不是感傷的，不是道德義憤的，也不是玩世不恭的，而是嘲諷的。奧斯丁的嘲諷滲透於全書的字裡行間，在人物塑造上起了關鍵作用，也是敘述中的靈魂。但這種嘲諷不是文字遊戲，也不在抽象品格上兜圈子，而是緊緊圍繞對人們的現實關係的揭露。
    總之，觀察的深度與才氣橫溢的嘲諷在《傲慢與偏見》中凝煉為一部閃耀著喜劇光彩的現實主義傑作，擺在世界名著的行列中間毫不遜色。

  作者簡介：

      簡·奧斯丁（Jane Austen），1775年12月生於英國漢普郡的史蒂文頓，兄弟姐妹八人。父親在該地擔任了四十多年的教區長。他是個學問淵博的牧師，妻子出身於比較富有的家庭，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修養。因此，奧斯丁雖然沒有進過正規學校，但是家庭的優良條件和讀書環境，給了她自學的條件，培養了她寫作的興趣。她在十三四歲就開始寫東西，顯示了她在語言表達方面的才能。 1800年父親退休，全家遷居巴思，住了四年左右，他在該地去世，於是奧斯丁和母親、姐姐又搬到南安普敦，1809年再搬到喬登。 1816年初她得了重病，身體日益衰弱，1817年5月被送到溫徹斯特接受治療，可是治療，可是醫治無效，不幸於同年7月18日死在她姐姐的懷抱裡。她終生未婚，安葬在溫徹斯特大教堂。
    奧斯丁21歲時寫成她的第一部小說，題名《最初的印象》，她與出版商聯繫出版，沒有結果。就在這一年，她又開始寫《埃莉諾與瑪麗安》，以後她又寫《諾桑覺寺》，於1799年寫完。十幾年後，《最初的印象》經過改寫，換名為《傲慢與偏見》，《埃莉諾與瑪麗安》經過改寫，換名為《理智與情感》，分別得到出版。至於《諾桑覺寺》，作者生前沒有出書。以上這三部是奧斯丁前期作品，寫於她的故鄉史蒂文頓。
    她的後期作品同樣也是三部：《曼斯菲爾德莊園》、《愛瑪》和《勸導》，都是作者遷居喬頓以後所作。前兩部先後出版，只有1816年完成的《勸導》，因為作者對原來的結局不滿意，要重寫，沒有出版過。她病逝以後，哥哥亨利·奧斯丁負責出版了《諾桑覺寺》和《勸導》，並且第一次用了簡·奧斯丁這個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