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與隨想》是俄羅斯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赫爾岑用血和淚寫成的回憶錄，它忠實地記載了赫爾岑的一生，也通過作者的經歷反映了19世紀俄羅斯乃至歐洲那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全書的覆蓋面相當廣，幾乎包括了19世紀初葉至巴黎公社前夕的整個歷史時期。回憶錄最顯著的特點，便在於赫爾岑不是從個人的角度，而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描繪一切，評價一切，它有統一的出發點，那就是對人民解放事業的深切關懷和對進步社會思想的熱情探索。書中還描繪了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的形形色色的人們，構成了一部“俄羅斯生活的百科全書”。在回憶錄中，政論性和哲理性插話幾乎隨處可見，這也構成了本書的一個基本特點。作者把書名定為“往事與隨想”，便是這個道理。
赫爾岑（1812—1870，Герцен，Александр）俄國哲學家，作家，革命家。生於莫斯科貴族家庭，卒於巴黎。 1829年秋進莫斯科大學哲學係數理科學習，和朋友一起組織政治小組宣傳空想社會主義和共和政體思想。 1835年被流放，1842年回到莫斯科，成為俄國進步思想界領袖。
30年代末被流放時開始文學創作。發表了《一個年輕人的札記》、《誰之罪？ 》、《克魯波夫醫生》和《偷東西的喜鵲》等中長篇小說，是19世紀中葉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優秀代表之一。
1847年初，赫爾岑攜家到歐洲，成了政治流亡者。其間，創辦了《北極星》和《警鐘》期刊，寫出了長篇回憶錄《往事與隨想》。回憶錄記述了半個世紀裡俄國和西歐的社會生活及革命事件。對革命真理的不倦探索和對光明未來的堅定信念是貫穿全書的主線。
30年代末被流放時開始文學創作。發表了《一個年輕人的札記》、《誰之罪？ 》、《克魯波夫醫生》和《偷東西的喜鵲》等中長篇小說，是19世紀中葉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優秀代表之一。
1847年初，赫爾岑攜家到歐洲，成了政治流亡者。其間，創辦了《北極星》和《警鐘》期刊，寫出了長篇回憶錄《往事與隨想》。回憶錄記述了半個世紀裡俄國和西歐的社會生活及革命事件。對革命真理的不倦探索和對光明未來的堅定信念是貫穿全書的主線。
赫爾岑是最令人矚目的19世紀俄國政治作家。也許因為他手撰的自傳本身就是一部偉大的文學傑作，他至今沒有一部好傳記。
在某些方面，此書最像歌德的《詩與真》，蓋此書並非全屬個人生平與政治回憶的集合；書中所寫，遍及個人瑣事，各國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描述，作者青少年與成年時代俄國時論、人物、看法的記載，1848至1849年革命期間在法國、瑞士、意大利、巴黎、羅馬旅遊的記述(珍貴絕倫，是我們目前所有關於這些革命事件的最佳個人資料)，以及關於政治領袖、各國政黨目標與宗旨的討論。全書穿插種種評論，尖刻痛快的觀察，對個人、民族性格的銳利與興感勃發、偶爾諧謔的素描，經濟與社會事實的分析，關於歐洲的未來與過去、關於作者本身對俄國的希望與憂懼的討論與警刺；其間，又交織著赫爾岑個人悲劇的詳細、痛切的記敘——有史以來，由一位敏感且苛求的人寫下而大眾可以藉鑑的自剖裡，也許要數他這篇最不尋常。
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赫爾岑，1812年拿破崙進據莫斯科前不久，出生於該城，為私生子，父親伊凡·雅科甫列夫是富裕的俄國世家紳士，出身羅曼諾夫王朝近衛軍，為人陰沉、難以相處、佔有欲強、地位顯赫、深染文明，對兒子多施威勢而厚愛有加，使他生活苦楚，在愛憎交雜之間，對他產生巨大影響。母親路易莎·哈格是出身符騰堡斯圖加特的柔弱德國女士，為小公務員之女。伊凡·雅科甫列夫海外旅遊期間與她認識，不過，不曾與她成婚。他帶她來莫斯科，立她為他家族的主婦。他為兒子取名赫爾岑，表示他是他心愛的孩子，但出身不合法，因此無權冠他的姓。
非婚生子的事實，對赫爾岑性格大概有相當影響，他原本不會有的那麼強烈的反叛性，可能即由此造成。他接受富室貴族照例接受的少年教育，然後就讀莫斯科大學，在此確立他這輩子鮮明活躍、特立獨創而衝動不羈的性格。他出生的時代(他不斷陳言這一點)，正逢俄國所謂“多餘人”的一代。關於這時代，屠格涅夫早期小說著墨頗多。
19世紀歐洲文化史上，這個時代的青年自有其一席之地。他們係出貴門，而不顧家世，追隨比較自由、比較激進的思想與行動模式。在文明、優雅的環境裡出生，而終身保持其禮儀、生活質地、習慣及風格的人，常有特別迷人之處。這類人揮灑一種特別的、兼含天真自發與身份地位的個人自由。他們的心靈望向遠大壯闊的境界，思想上流露貴族教育善於培養的獨特的一種優游情趣，喜愛新穎，進步，反叛，年輕，尚未嘗試、即將問世之事，嚮往一望無際的汪洋——先不問有無彼岸。交接期的人物，諸如米拉波、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富蘭克林·羅斯福，屬此類型。他們生活在新舊交界附近，一邊是即將過去的豐美人生，一邊是逗人而可能落空的未來——他們自己大力接生的危險新時代。
赫爾岑屬於這種環境。在一個令人窒息、沒有機會發揮天賦的社會里當這種人，是何滋味，他的自傳裡即有描述。新奇的觀念不斷流入，從經典古籍，從西方的古老烏托邦，從法國社會傳道家與德國哲學家，從書籍、期刊雜誌，從偶然的交談裡流進來，你興奮昂揚，旋又記起，揆諸自己生活的環境，在西方已經成為生活形式的一些無害、溫和建制，這個國家即令稍敢夢想，亦屬荒唐；處此境地，是何況味，自傳中也有描述。
這種情形通常導出兩個結果：熱血青年或者就此壯志消沉，向現實讓步，成為心中惘惘而逆來順受的地主，住在自己莊地上，翻閱彼得堡或海外送來的嚴肅期刊雜誌，偶爾引進他在英國或法國一見起意的幾件新農耕機械或其他巧妙設計。他們往往仍然長談變革之必要，而言下每帶悲涼，自念事不可為，或者可為之處甚少。另一結果是，他們完全屈服而陷入一種憂鬱、恍惚或者劇烈的絕望，成為自我吞噬的精神官能病患——毒氣暗侵，慢慢害死自己與周圍的生命。
赫爾岑立志脫出這些常見的困局。他下定決心，至少他，世人不會說此子一事無成、不戰而潰。他1847年終於亡命去國之時，即是有心去過個行動的人生。他所受的教育，是業餘玩票貴族的教育。他像絕大多數成長於貴族環境的青年，所受的教養是樣樣沾邊，要讓人人歡喜，要反映太多人生層面與情況，以至於沒有能力充分專注任何一項活動、任何一個固定計劃。
於此，赫爾岑知之甚明。他惘惘不甘，談到有人幸運，平平靜靜踏入某個穩安、固定的職業，而天賦非常、並且往往屬於理想主義的青年卻所學過繁、太過豐富，眼前無數選擇，更有廣大機會，可做之事太多，結果擇一而為，隨即厭煩，回頭另取新路，如此者再，終至迷途流蕩，漫無目標，一切落空。這是十分傳神的自我分析，他那個俄國時代，由於對“人民”漸增罪惡感，遂油然興發理想主義，理想落空，轉而加劇罪惡感。赫爾岑滿懷這股理想主義，焦急熱切，要為自己與國家做些值得一記的事。他這焦慮，終身盈懷。稍知近代俄國歷史者都曉得，在這股焦慮驅使之下，他成為當代也許最偉大的歐洲政論家，並且在歐洲創立第一家自由的——亦即反沙皇的——俄國出版社，而在他祖國奠定煽動革命的基礎。
他最出名的期刊，他命名為《鐘聲》，一切似乎具有話題趣味的事情，都在處理之列。他揭發、他宣斥、他譏刺、他說教，他成為一位19世紀中葉的伏爾泰。他是天才報導作家，為文精彩煥發、快意恣肆、熱情酣暢，當然，官方懸為厲禁，而流傳俄國，激進派與保守派都讀。據說，連皇帝自己也讀。他的官員裡，確實有人愛讀。當時，自由主義情懷尚未全熄，至少1850年代與1860年代，便在沙皇官僚體系中心，亦猶有其踪跡。聲勢最盛之日，赫爾岑揭斥弊病，指名責罵——最重要的是，他訴求於這股自由情懷，在俄國發揮了真正的影響力。亡命異域之人而能如此，聞所未聞。
赫爾岑不像許多只能在紙面上或者講台上一展長才的人，他還是個攝人心魄的健談家。有關赫爾岑其人，最好的描寫，大概應推他朋友安年科夫那篇我在前面借作題目的文章《輝煌的十年》。文中所記事件，去安年科夫著筆之日約二十年：
在某些方面，此書最像歌德的《詩與真》，蓋此書並非全屬個人生平與政治回憶的集合；書中所寫，遍及個人瑣事，各國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描述，作者青少年與成年時代俄國時論、人物、看法的記載，1848至1849年革命期間在法國、瑞士、意大利、巴黎、羅馬旅遊的記述(珍貴絕倫，是我們目前所有關於這些革命事件的最佳個人資料)，以及關於政治領袖、各國政黨目標與宗旨的討論。全書穿插種種評論，尖刻痛快的觀察，對個人、民族性格的銳利與興感勃發、偶爾諧謔的素描，經濟與社會事實的分析，關於歐洲的未來與過去、關於作者本身對俄國的希望與憂懼的討論與警刺；其間，又交織著赫爾岑個人悲劇的詳細、痛切的記敘——有史以來，由一位敏感且苛求的人寫下而大眾可以藉鑑的自剖裡，也許要數他這篇最不尋常。
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赫爾岑，1812年拿破崙進據莫斯科前不久，出生於該城，為私生子，父親伊凡·雅科甫列夫是富裕的俄國世家紳士，出身羅曼諾夫王朝近衛軍，為人陰沉、難以相處、佔有欲強、地位顯赫、深染文明，對兒子多施威勢而厚愛有加，使他生活苦楚，在愛憎交雜之間，對他產生巨大影響。母親路易莎·哈格是出身符騰堡斯圖加特的柔弱德國女士，為小公務員之女。伊凡·雅科甫列夫海外旅遊期間與她認識，不過，不曾與她成婚。他帶她來莫斯科，立她為他家族的主婦。他為兒子取名赫爾岑，表示他是他心愛的孩子，但出身不合法，因此無權冠他的姓。
非婚生子的事實，對赫爾岑性格大概有相當影響，他原本不會有的那麼強烈的反叛性，可能即由此造成。他接受富室貴族照例接受的少年教育，然後就讀莫斯科大學，在此確立他這輩子鮮明活躍、特立獨創而衝動不羈的性格。他出生的時代(他不斷陳言這一點)，正逢俄國所謂“多餘人”的一代。關於這時代，屠格涅夫早期小說著墨頗多。
19世紀歐洲文化史上，這個時代的青年自有其一席之地。他們係出貴門，而不顧家世，追隨比較自由、比較激進的思想與行動模式。在文明、優雅的環境裡出生，而終身保持其禮儀、生活質地、習慣及風格的人，常有特別迷人之處。這類人揮灑一種特別的、兼含天真自發與身份地位的個人自由。他們的心靈望向遠大壯闊的境界，思想上流露貴族教育善於培養的獨特的一種優游情趣，喜愛新穎，進步，反叛，年輕，尚未嘗試、即將問世之事，嚮往一望無際的汪洋——先不問有無彼岸。交接期的人物，諸如米拉波、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富蘭克林·羅斯福，屬此類型。他們生活在新舊交界附近，一邊是即將過去的豐美人生，一邊是逗人而可能落空的未來——他們自己大力接生的危險新時代。
赫爾岑屬於這種環境。在一個令人窒息、沒有機會發揮天賦的社會里當這種人，是何滋味，他的自傳裡即有描述。新奇的觀念不斷流入，從經典古籍，從西方的古老烏托邦，從法國社會傳道家與德國哲學家，從書籍、期刊雜誌，從偶然的交談裡流進來，你興奮昂揚，旋又記起，揆諸自己生活的環境，在西方已經成為生活形式的一些無害、溫和建制，這個國家即令稍敢夢想，亦屬荒唐；處此境地，是何況味，自傳中也有描述。
這種情形通常導出兩個結果：熱血青年或者就此壯志消沉，向現實讓步，成為心中惘惘而逆來順受的地主，住在自己莊地上，翻閱彼得堡或海外送來的嚴肅期刊雜誌，偶爾引進他在英國或法國一見起意的幾件新農耕機械或其他巧妙設計。他們往往仍然長談變革之必要，而言下每帶悲涼，自念事不可為，或者可為之處甚少。另一結果是，他們完全屈服而陷入一種憂鬱、恍惚或者劇烈的絕望，成為自我吞噬的精神官能病患——毒氣暗侵，慢慢害死自己與周圍的生命。
赫爾岑立志脫出這些常見的困局。他下定決心，至少他，世人不會說此子一事無成、不戰而潰。他1847年終於亡命去國之時，即是有心去過個行動的人生。他所受的教育，是業餘玩票貴族的教育。他像絕大多數成長於貴族環境的青年，所受的教養是樣樣沾邊，要讓人人歡喜，要反映太多人生層面與情況，以至於沒有能力充分專注任何一項活動、任何一個固定計劃。
於此，赫爾岑知之甚明。他惘惘不甘，談到有人幸運，平平靜靜踏入某個穩安、固定的職業，而天賦非常、並且往往屬於理想主義的青年卻所學過繁、太過豐富，眼前無數選擇，更有廣大機會，可做之事太多，結果擇一而為，隨即厭煩，回頭另取新路，如此者再，終至迷途流蕩，漫無目標，一切落空。這是十分傳神的自我分析，他那個俄國時代，由於對“人民”漸增罪惡感，遂油然興發理想主義，理想落空，轉而加劇罪惡感。赫爾岑滿懷這股理想主義，焦急熱切，要為自己與國家做些值得一記的事。他這焦慮，終身盈懷。稍知近代俄國歷史者都曉得，在這股焦慮驅使之下，他成為當代也許最偉大的歐洲政論家，並且在歐洲創立第一家自由的——亦即反沙皇的——俄國出版社，而在他祖國奠定煽動革命的基礎。
他最出名的期刊，他命名為《鐘聲》，一切似乎具有話題趣味的事情，都在處理之列。他揭發、他宣斥、他譏刺、他說教，他成為一位19世紀中葉的伏爾泰。他是天才報導作家，為文精彩煥發、快意恣肆、熱情酣暢，當然，官方懸為厲禁，而流傳俄國，激進派與保守派都讀。據說，連皇帝自己也讀。他的官員裡，確實有人愛讀。當時，自由主義情懷尚未全熄，至少1850年代與1860年代，便在沙皇官僚體系中心，亦猶有其踪跡。聲勢最盛之日，赫爾岑揭斥弊病，指名責罵——最重要的是，他訴求於這股自由情懷，在俄國發揮了真正的影響力。亡命異域之人而能如此，聞所未聞。
赫爾岑不像許多只能在紙面上或者講台上一展長才的人，他還是個攝人心魄的健談家。有關赫爾岑其人，最好的描寫，大概應推他朋友安年科夫那篇我在前面借作題目的文章《輝煌的十年》。文中所記事件，去安年科夫著筆之日約二十年：
我必須承認［安年科夫寫道］，初識赫爾岑，我困惑莫名而驚駭懾服——他迥出尋常的心智，連連從一個話題射向另一個話題，其飛躍捷疾，令人難信，其機趣精彩，不可窮竭，而且能在某人言談的委曲轉折、在某一單純意外事件、在某一抽象觀念裡，看出生動鮮明的情態與活力徵象。他有極為驚人的本事，能以當下即悟、絕出意表之道，使南北胡越之事聯翩並駕而相映增色。既有此天賦，加以觀察精微入細，復由富藏積學而博識多知，遂更為高超。高超之餘，言談燦發如彩焰，捺之不熄，奇思異想與新見創意，了無窮盡，那種好似揮霍無度的豐厚智力，有時令聽者為之心疲力竭。
別林斯基往往熾烈如火，而一發峻厲，不近人情；赫爾岑談話，則目光靈動，智趣閃耀，變化萬千，多弔詭出奇而撩人動氣，但處處聰敏絕妙，在座之人不僅要全神貫注，更須刻刻警醒，因為你要時時有備，立即回應。
另一方面，沒有任何低級或俗麗之物經得起他半個鐘頭的接觸。一切虛張、一切浮誇、一切迂腐的自大，逢著他，都只會落荒而逃，不然，即如蠟之遇火而融。我知道有人，其中許多是所謂嚴肅而務實之人，無法忍受赫爾岑這一面。話又得說回來……也有人對他加以無比盲目且熱烈的崇拜……
他有批評天賦——善於揭斥人生黑暗面。這個特徵，早在我此文談論的莫斯科生活時期，即已顯露。那時節，赫爾岑的心靈已極具反叛性、極難駕馭，凡覺得是由於大家對某件未經驗證之事實禁口不談而成立的定論，他都有一種天生的、發自體內的憎厭。遇此情況，他擇惡而噬的智力即振作發威、猛脫、狡黠、謀略百出，四下巡行……
他住在莫斯科……公眾尚未知其名，但在他自己熟識的圈子裡，無人不曉。對於朋友，此人是個機智而危險的觀察家。關於知友與疏交，他思想深處存有秘密檔案，記有他自己的私房秘錄，這件事實，他當然無法完全遮瞞。天真無忌、推心置腹站在他身邊的人，乍然碰到他這面出於無心的活動，莫不驚詫，有的更極端懊惱。奇怪得很，與此相連的，是赫爾岑與他精選的知己保持無比溫馨、無比親誠的關係——雖然連他們也逃不過他尖酸的分析。所以如此，可用他性格的另一面來解釋。造化，彷彿想恢復他道德機體的均衡，特意在他靈魂里安下一個不可動搖的信仰、一個不可征服的傾向。赫爾岑相信人心的高貴“本能”。道德機體是唯一不容懷疑的存在真理，在它面前，他不作分析、滿懷敵意。任何事情，無論如何大錯特錯，只要他認為出於高貴或熱情的衝動，他就佩服；他從來不以抨擊這種事情來取樂自娛。他天性裡這種愛憎錯雜、充滿矛盾的變化——一面善於懷疑與否棄、一面信則信至盲目——經常在他與朋友之間導致困惑與誤會，時而甚且明爭構怨。但是，直到他去國前往歐洲之日，在這辯論的沸鼎裡，在其熊熊烈焰裡，大家對他的忠誠未曾消釋，反是歷經考驗而屢見增強。所以如此，也十分可解。在這些時日里，赫爾岑所作所為、所思所慮，毫無虛偽之跡、絕未暗藏惡感、全無蓄意計算、更無背信不義之處。他一言一行，整個人俱在其中。另外，有個理由，使你有時候甚至原諒他的侮辱。這種理由，不知道他的人可能覺得不甚真實成理。赫爾岑智性高傲、剛強、充沛，而性格溫和、可親、幾近陰柔。嚴厲的懷疑主義者與諷刺家外表下，最不拘禮法且極不細謹的幽默底下，是一顆赤子之心。他有一種奇怪、稚拙的魅力，一種稚拙的細膩……［不過］新始出道、開始探索、初試自己深淺的人，才最能領受這一點。他們在他的忠告裡獲得力量與信心。他與他們相照肺腑，互通觀念，無以復加——但是，同時，這一切也未曾使他不偶爾盡意發揮他的破壞、分析力量，在他們身上施行極為痛苦的心理實驗。
這幅生動而同情的小像，符合屠格涅夫、別林斯基及其他赫爾岑友人留給我們的描寫。讀者讀其本人散文、論文以及《往事與隨想》所收的自傳回憶錄，所得印象，更能坐實。由此所得的印象，以安年科夫之忠實文字，亦不足盡傳。
莫斯科大學時代的青年赫爾岑，其所受主要影響，正如他當時一切青年所受主要影響，當然來自黑格爾。不過，早年的他雖是十分正統的黑格爾主義者，他卻將他的黑格爾主義變成他個人特有的一種東西，與比較嚴肅而迂闊炫學的同代人從那著名義理中推出的理論結論非常不同。
黑格爾主義對他的主要影響似乎是使他抱持以下這種信念：任何特定理論或單一義理、任何一種人生詮釋，尤其任何單純、一貫、結構精巧的圖式——18世紀那些巨大的法國機械主義模式也好，19世紀的浪漫派德國巨構也好，偉大烏托邦主義者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的靈見也好，卡貝、勒魯、路易·布朗的社會主義計劃也好——都不可能是真實問題的真正解決。至少，以它們倡行的形式而論，它們不可能解決真實問題。
他懷疑它們，因為他相信(無論他這信念是否導源於黑格爾)，原則上，任何真實的人類問題都不會有任何單純或終定的答案；如果問題嚴重而痛苦，答案就永遠不可能截然分明且乾淨利落。收集一群不證自明的公理，以演繹法從中推出一套整齊勻稱的結論，尤其永遠不可能解答這種問題。
這股不信，在赫爾岑如今已為世所忘的一些早期文章裡已經開始。諸文作於1840年代初，談論他所謂科學中的玩票主義與佛教。他區分兩種思想人格(intellectual personality)，然後俱加撻伐。其一，為漫不經心而見林不見樹的業餘思想家。赫爾岑告訴我們，這種人害怕因為對實際、詳細的事實作太多迂腐的關注而流失自己寶貴的人格，故凡事但由表面掠過，以至未曾培養得獲致真知的能力；他彷彿用一種望遠鏡觀看事實，結果，從來絕未分明細究得什麼，滿眼惟見許多氣球也似飄來浮去的龐大、華麗的抽象物而已。
另一種人——佛教徒——因狂執於樹木而捨樹林；他熱烈專攻小小一套孤立的事實，用倍數愈來愈大的顯微鏡觀察。這種人可能精研某一門知識，但幾乎個個變成煩冗不堪、浮誇造作、盲目庸俗，總之，成為一望而可憎之人——如果他是德國人，尤其如此(赫爾岑所有諷刺與侮辱幾乎都針對他痛恨的德國人而發——儘管他自己就是半個德國人)。
以上兩端，需要折衷。赫爾岑相信，以清醒、超脫、客觀之道研究人生，也許就能在這些相反的理想之間創造某種緊張、一種辯證的折衷妥協。因為，如果以上兩個理想都不可能充分、同等實現，則兩者也不應該完全拋棄。兩不盡棄、尋求折衷，人類對生命的了解才能深於魯莽盡信其中任一極端。
赫爾岑早期提倡的這種超脫、溫和、折衷、鎮定的客觀理想，與他的氣質深不相合。的確，不久之後，他突發而盛讚偏執。他宣稱他知道這主張不會得到樂意的接受。某些觀念在有教養的社會裡，就是難以得到接受——很像有人以驚世駭俗之行，自取詬辱。例如，與抽象的公道相較，偏執予人的觀感就不是頂好。不過，古來除非偏執既深且烈，無人說過任何值得一說之語。
接著，是一場漫長的典型俄國式抨擊，他說：客觀、超然、不參預寄託、不投入生命洪流，是冷漠麻木、卑下、不可能且不可欲之事。在赫爾岑這個階段的論述裡，突然聽得到他朋友別林斯基慷慨激昂的聲音了。
此時浮現、他此後終身更以絕妙詩質與想像繼續發揮的基本主題，是意識形態上的抽象事物對人類生活的可怕支配力(我說“詩質”，是有所據而言；蓋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有一非常真確的說法，認為赫爾岑餘事無論如何可議，他總也是個德國詩人。在這個偏頗雄猜、偶爾卻透闢出奇的批評家眼中，赫爾岑因此總算猶有一得，在他心目中，赫爾岑的看法與生活模式，自然幾乎全無是處)。
赫爾岑斷言，欲以任何抽象觀念解釋人類行事、一切欲使人類促進任何抽象觀念的企圖，無論該觀念如何空前高貴，如公道、進步、民族性，而且，縱令由純潔無瑕的利他主義者如馬志尼、路易·布朗或穆勒之流提倡，最後往往必將導致屠殺犧牲與活人獻祭。人並沒有這麼單純、人類的生活與關係極為複雜，殊非標準的公式與工程的解決法所得應付；欲圖改造個人、將其嵌入任何以理論理想為依據的理性圖式，無論動機如何空前崇高，最後往往必對人類造成恐怖的戕害，導致政治上規模與日俱增的活體解剖。
赫爾岑記有他與法國社會主義者路易·布朗之間一場典型的對話(他甚為敬重路易·布朗)，由這段對話，可見赫爾岑有時候如何率直抒發他最深的信念。據赫爾岑所述，對話作於1850年代初期倫敦某處。一日，路易·布朗向赫爾岑說起人生是一大社會義務、人必須時時為社會犧牲自己。
別林斯基往往熾烈如火，而一發峻厲，不近人情；赫爾岑談話，則目光靈動，智趣閃耀，變化萬千，多弔詭出奇而撩人動氣，但處處聰敏絕妙，在座之人不僅要全神貫注，更須刻刻警醒，因為你要時時有備，立即回應。
另一方面，沒有任何低級或俗麗之物經得起他半個鐘頭的接觸。一切虛張、一切浮誇、一切迂腐的自大，逢著他，都只會落荒而逃，不然，即如蠟之遇火而融。我知道有人，其中許多是所謂嚴肅而務實之人，無法忍受赫爾岑這一面。話又得說回來……也有人對他加以無比盲目且熱烈的崇拜……
他有批評天賦——善於揭斥人生黑暗面。這個特徵，早在我此文談論的莫斯科生活時期，即已顯露。那時節，赫爾岑的心靈已極具反叛性、極難駕馭，凡覺得是由於大家對某件未經驗證之事實禁口不談而成立的定論，他都有一種天生的、發自體內的憎厭。遇此情況，他擇惡而噬的智力即振作發威、猛脫、狡黠、謀略百出，四下巡行……
他住在莫斯科……公眾尚未知其名，但在他自己熟識的圈子裡，無人不曉。對於朋友，此人是個機智而危險的觀察家。關於知友與疏交，他思想深處存有秘密檔案，記有他自己的私房秘錄，這件事實，他當然無法完全遮瞞。天真無忌、推心置腹站在他身邊的人，乍然碰到他這面出於無心的活動，莫不驚詫，有的更極端懊惱。奇怪得很，與此相連的，是赫爾岑與他精選的知己保持無比溫馨、無比親誠的關係——雖然連他們也逃不過他尖酸的分析。所以如此，可用他性格的另一面來解釋。造化，彷彿想恢復他道德機體的均衡，特意在他靈魂里安下一個不可動搖的信仰、一個不可征服的傾向。赫爾岑相信人心的高貴“本能”。道德機體是唯一不容懷疑的存在真理，在它面前，他不作分析、滿懷敵意。任何事情，無論如何大錯特錯，只要他認為出於高貴或熱情的衝動，他就佩服；他從來不以抨擊這種事情來取樂自娛。他天性裡這種愛憎錯雜、充滿矛盾的變化——一面善於懷疑與否棄、一面信則信至盲目——經常在他與朋友之間導致困惑與誤會，時而甚且明爭構怨。但是，直到他去國前往歐洲之日，在這辯論的沸鼎裡，在其熊熊烈焰裡，大家對他的忠誠未曾消釋，反是歷經考驗而屢見增強。所以如此，也十分可解。在這些時日里，赫爾岑所作所為、所思所慮，毫無虛偽之跡、絕未暗藏惡感、全無蓄意計算、更無背信不義之處。他一言一行，整個人俱在其中。另外，有個理由，使你有時候甚至原諒他的侮辱。這種理由，不知道他的人可能覺得不甚真實成理。赫爾岑智性高傲、剛強、充沛，而性格溫和、可親、幾近陰柔。嚴厲的懷疑主義者與諷刺家外表下，最不拘禮法且極不細謹的幽默底下，是一顆赤子之心。他有一種奇怪、稚拙的魅力，一種稚拙的細膩……［不過］新始出道、開始探索、初試自己深淺的人，才最能領受這一點。他們在他的忠告裡獲得力量與信心。他與他們相照肺腑，互通觀念，無以復加——但是，同時，這一切也未曾使他不偶爾盡意發揮他的破壞、分析力量，在他們身上施行極為痛苦的心理實驗。
這幅生動而同情的小像，符合屠格涅夫、別林斯基及其他赫爾岑友人留給我們的描寫。讀者讀其本人散文、論文以及《往事與隨想》所收的自傳回憶錄，所得印象，更能坐實。由此所得的印象，以安年科夫之忠實文字，亦不足盡傳。
莫斯科大學時代的青年赫爾岑，其所受主要影響，正如他當時一切青年所受主要影響，當然來自黑格爾。不過，早年的他雖是十分正統的黑格爾主義者，他卻將他的黑格爾主義變成他個人特有的一種東西，與比較嚴肅而迂闊炫學的同代人從那著名義理中推出的理論結論非常不同。
黑格爾主義對他的主要影響似乎是使他抱持以下這種信念：任何特定理論或單一義理、任何一種人生詮釋，尤其任何單純、一貫、結構精巧的圖式——18世紀那些巨大的法國機械主義模式也好，19世紀的浪漫派德國巨構也好，偉大烏托邦主義者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的靈見也好，卡貝、勒魯、路易·布朗的社會主義計劃也好——都不可能是真實問題的真正解決。至少，以它們倡行的形式而論，它們不可能解決真實問題。
他懷疑它們，因為他相信(無論他這信念是否導源於黑格爾)，原則上，任何真實的人類問題都不會有任何單純或終定的答案；如果問題嚴重而痛苦，答案就永遠不可能截然分明且乾淨利落。收集一群不證自明的公理，以演繹法從中推出一套整齊勻稱的結論，尤其永遠不可能解答這種問題。
這股不信，在赫爾岑如今已為世所忘的一些早期文章裡已經開始。諸文作於1840年代初，談論他所謂科學中的玩票主義與佛教。他區分兩種思想人格(intellectual personality)，然後俱加撻伐。其一，為漫不經心而見林不見樹的業餘思想家。赫爾岑告訴我們，這種人害怕因為對實際、詳細的事實作太多迂腐的關注而流失自己寶貴的人格，故凡事但由表面掠過，以至未曾培養得獲致真知的能力；他彷彿用一種望遠鏡觀看事實，結果，從來絕未分明細究得什麼，滿眼惟見許多氣球也似飄來浮去的龐大、華麗的抽象物而已。
另一種人——佛教徒——因狂執於樹木而捨樹林；他熱烈專攻小小一套孤立的事實，用倍數愈來愈大的顯微鏡觀察。這種人可能精研某一門知識，但幾乎個個變成煩冗不堪、浮誇造作、盲目庸俗，總之，成為一望而可憎之人——如果他是德國人，尤其如此(赫爾岑所有諷刺與侮辱幾乎都針對他痛恨的德國人而發——儘管他自己就是半個德國人)。
以上兩端，需要折衷。赫爾岑相信，以清醒、超脫、客觀之道研究人生，也許就能在這些相反的理想之間創造某種緊張、一種辯證的折衷妥協。因為，如果以上兩個理想都不可能充分、同等實現，則兩者也不應該完全拋棄。兩不盡棄、尋求折衷，人類對生命的了解才能深於魯莽盡信其中任一極端。
赫爾岑早期提倡的這種超脫、溫和、折衷、鎮定的客觀理想，與他的氣質深不相合。的確，不久之後，他突發而盛讚偏執。他宣稱他知道這主張不會得到樂意的接受。某些觀念在有教養的社會裡，就是難以得到接受——很像有人以驚世駭俗之行，自取詬辱。例如，與抽象的公道相較，偏執予人的觀感就不是頂好。不過，古來除非偏執既深且烈，無人說過任何值得一說之語。
接著，是一場漫長的典型俄國式抨擊，他說：客觀、超然、不參預寄託、不投入生命洪流，是冷漠麻木、卑下、不可能且不可欲之事。在赫爾岑這個階段的論述裡，突然聽得到他朋友別林斯基慷慨激昂的聲音了。
此時浮現、他此後終身更以絕妙詩質與想像繼續發揮的基本主題，是意識形態上的抽象事物對人類生活的可怕支配力(我說“詩質”，是有所據而言；蓋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有一非常真確的說法，認為赫爾岑餘事無論如何可議，他總也是個德國詩人。在這個偏頗雄猜、偶爾卻透闢出奇的批評家眼中，赫爾岑因此總算猶有一得，在他心目中，赫爾岑的看法與生活模式，自然幾乎全無是處)。
赫爾岑斷言，欲以任何抽象觀念解釋人類行事、一切欲使人類促進任何抽象觀念的企圖，無論該觀念如何空前高貴，如公道、進步、民族性，而且，縱令由純潔無瑕的利他主義者如馬志尼、路易·布朗或穆勒之流提倡，最後往往必將導致屠殺犧牲與活人獻祭。人並沒有這麼單純、人類的生活與關係極為複雜，殊非標準的公式與工程的解決法所得應付；欲圖改造個人、將其嵌入任何以理論理想為依據的理性圖式，無論動機如何空前崇高，最後往往必對人類造成恐怖的戕害，導致政治上規模與日俱增的活體解剖。
赫爾岑記有他與法國社會主義者路易·布朗之間一場典型的對話(他甚為敬重路易·布朗)，由這段對話，可見赫爾岑有時候如何率直抒發他最深的信念。據赫爾岑所述，對話作於1850年代初期倫敦某處。一日，路易·布朗向赫爾岑說起人生是一大社會義務、人必須時時為社會犧牲自己。
“為什麼?”我劈頭直問。
“你這‘為什麼’是什麼意思?［路易·布朗說道］——社會的福祉當然是人的整個目的和使命所在罷?”
“但是，人人犧牲而無人自得其樂，社會也永遠不會幸福。”
“你在玩弄文字。”
“我這是野蠻人的糊塗。”我大笑回答。
在這段歡愉與乍看不太經意的文字裡，赫爾岑體現了他的核心原則——生命的目標在生命本身，為某種模糊且不可預測的未來而犧牲現在，是一種錯覺，結果將摧毀人與社會僅有的可貴之處——亦即，將會以理想化的抽象事物為祭壇，平白犧牲活生生人類的血肉。
關於這個題目，赫爾岑最深刻、最一氣呵成——以及文筆最精彩——的陳述，可見於他命名為《彼岸書》的一卷論文(他對1848與1849年歐洲歷次革命的幻想破滅以後，寫成這些文章，作為紀念)。這部偉大的辯難傑作是赫爾岑的信仰告白，也是他的政治證言，其語氣與內容，在頗具他本色(而且著名)的一段文字裡流露無遺。在這段文字裡，他宣稱，不可將一個世代貶抑為為遙遠後世獲取福祉的手段，何況遙遠的後世猶在未定之天。遙遠的目標是騙局、詐欺。真實的目標必須近一點——“至少，勞動者的工資或者工作的樂趣，就應該是目標”。各世代的目的在完成其自身——每一生命自有其獨特經驗；其匱乏滿足之後，會另生新的需要、要求、生活形式。他斷言(或許由於席勒影響)，自然對人類及其需求並無關愛，而且壓碎他們而無所顧惜。歷史有計劃、劇本嗎?有的話，歷史將“索然無趣，變成……乏味、可笑”。沒有時間表、沒有宇宙模式；有的只是“生命之流”、激情、意志、即興創發；路，有時存在、有時不存在；無路之處，“天才會打出一條來”。
不過，倘若有人問：“假設這一切突然結束，假設一顆彗星撞上我們而結束地球上一切生命，歷史不就毫無意義了嗎?這一切議論可會突然化為烏有?如果這一切隨著某個神秘、不明不白的事件，而在某種突然、不明不白的殘酷方式裡結束，對我們所流的這番血、汗、淚，不是殘忍的諷刺嗎?”赫爾岑回答：作此想法，是一大庸俗——數字至上的庸俗。一人之死，其荒謬與不可解，並無過於整個人類之死。將數字加大，而問“假設億萬人死亡”如何，並不會使死亡多神秘、多可怕。
自然裡，正如人的靈魂中，無盡的可能事物與力量在打困，設有適當條件……它們會發展、猛烈發展。它們可能充塞世界，也可能倒斃路邊。它們可能另取新方向。它們可能停止。它們可能僵潰……發生何事，自然全不關心……［不過，你可能要問，］這一切所為何來?人的生命變成一場毫無旨趣的遊戲了……人用碎石沙礫建造東西，只落得又眼看它塌掉；人從廢墟底下爬出來，重新清理場地，用泥巴、木板和破碎的柱頭築起茅屋，經過幾世紀無休無止的勞苦，又塌個乾淨。莎士比亞說歷史是白痴說的煩冗故事，確非虛言……
……［對此講法，我回答］有些人非常善感，一想到“人生於世，只為一死”，就掉眼淚……你正像這些人。看結局而不注意情節本身，是一大錯誤。花開爛漫，於花何用?它醉人的芬芳既然也終要消歇，於它何用?……絲毫無用。然而自然亦非如此吝嗇。短如過隙，只存於現下一時之物，她也並不鄙棄。在每一點上，她都盡取她所能……誰會因為花朝發夕謝，因為自然沒有將打火石的堅硬賦予玫瑰或百合，就數落自然?而這個可憐的呆板原則，［我們］居然想移用於歷史……生命沒有義務要實現［文明的］妄想或觀念……生命喜愛新奇……
……歷史極少重複，它利用每一件意外事件，同時敲叩千萬門戶……哪些門戶可能會開……誰知道?
又：
人類有一股本能的熱情，要保全他們喜歡的任何東西。人生於世，因而希冀長生不死。人戀愛，而亦希圖被愛，而且永遠愛得像他發誓的那一剎那……然而，生命……是不具結保證的。生命不保證你存在，也不保證你幸福，她也不負責持續你的存在與幸福……每一歷史剎那都充實、都美好、都自有其自圓自足之處。每一年都有它自己的春季、夏季、冬季與秋季，以及它自己的暴風雨與好天氣。每一時期都是新穎、清新的，充滿它自己的希望、含有它自己的喜悅憂傷。現在屬於現在。不過，人類不知以此為足，硬要連未來也一起擁有……歌者唱歌，那支歌的目的何在?……如果你不自安於歌中樂趣，另有所望、別求目標，則歌者終有停時，你也只留回憶而空懷悵惘……因為當時你沒有聆聽，反而另有所待……你執迷於無法捕捉生命之流的範疇。你們［他意指馬志尼、自由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追求什麼目標呢?一項計劃?一種秩序?誰構想的計劃和秩序?誰獨得這計劃與秩序之秘?這計劃和秩序是無可避免的東西嗎?或者不是無可避免?如果無可避免，我們是不是木偶?……我們有道德上的自由罷?或者，我們是一部機器裡的輪子?人生，以及歷史，我寧願想成一個既得目標，而不願視為達成他物的手段。
以及：
因為孩子的確會長大，我們就認為孩子的目的是長大。但他的目的是遊玩、自得其樂，做個孩子。如果只看過程的結局，一切生命的目的只是去死。
這是赫爾岑的核心政治與社會主題。其敵對者常指此為一種言過其實的功利主義，實則，他這個論旨進入俄國激進思想主流以後，對於誇張的功利主義，一直有解毒劑的作用。歌者目的在歌曲，人生目的在善盡此生。物皆消逝，但消逝之物有時可以慰解當事者所受的一切痛苦。歌德已經告訴我們，凡事並無保證，並無萬全之計。人原本可以知足於現下，卻不知足於現下。他不要美、不要今天的完滿，因為他連未來也要擁有。馬志尼，以及當時的社會主義者，號召大家為了民族，為了人類文明，或者為了公道正義、人性，要作至高至大的犧牲，忍受至高至大的痛苦，即使眼下無成，未來亦有可待。前述看法，就是赫爾岑給他們的答复。
赫爾岑厲斥這班人的主張。爭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讓活著、各自有其目的的個人獲得自由，使他們自由追求他們認為神聖，他們為之行動、奮戰，也許舍生以赴的目的。
自由何以可貴?因為它本身就是目的，因為自由就是自由。將自由犧牲於他物，就是活人獻祭。
這是赫爾岑義理的極致。由此，他推出一個邏輯必然的結論：最深重的現代災禍之一，不是陷入現實，而是落入抽象事物之綱。他據此結論，不僅用以駁斥他交往的西方社會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教士或保守主義者更不用說)，尤其還駁斥他自己的密友——那位為了模糊、混淆不清而且遙遠的目標，而長久不斷企圖煽起暴力叛亂、鼓吹酷刑與殉難的巴枯寧。依赫爾岑之見，人類極惡大罪之一，是試圖將道德責任由自己肩部移開，付與一個無從預測的未來秩序去挑，而且假借某個可能永遠不會發生的東西為名，在今天就犯下罪行，以為如果是為了某種利己的目的，這些罪行才算巨惡，如果是由於相信某種遙遠且不可捉摸的烏托邦而作，這些罪行就是聖潔。
“你這‘為什麼’是什麼意思?［路易·布朗說道］——社會的福祉當然是人的整個目的和使命所在罷?”
“但是，人人犧牲而無人自得其樂，社會也永遠不會幸福。”
“你在玩弄文字。”
“我這是野蠻人的糊塗。”我大笑回答。
在這段歡愉與乍看不太經意的文字裡，赫爾岑體現了他的核心原則——生命的目標在生命本身，為某種模糊且不可預測的未來而犧牲現在，是一種錯覺，結果將摧毀人與社會僅有的可貴之處——亦即，將會以理想化的抽象事物為祭壇，平白犧牲活生生人類的血肉。
關於這個題目，赫爾岑最深刻、最一氣呵成——以及文筆最精彩——的陳述，可見於他命名為《彼岸書》的一卷論文(他對1848與1849年歐洲歷次革命的幻想破滅以後，寫成這些文章，作為紀念)。這部偉大的辯難傑作是赫爾岑的信仰告白，也是他的政治證言，其語氣與內容，在頗具他本色(而且著名)的一段文字裡流露無遺。在這段文字裡，他宣稱，不可將一個世代貶抑為為遙遠後世獲取福祉的手段，何況遙遠的後世猶在未定之天。遙遠的目標是騙局、詐欺。真實的目標必須近一點——“至少，勞動者的工資或者工作的樂趣，就應該是目標”。各世代的目的在完成其自身——每一生命自有其獨特經驗；其匱乏滿足之後，會另生新的需要、要求、生活形式。他斷言(或許由於席勒影響)，自然對人類及其需求並無關愛，而且壓碎他們而無所顧惜。歷史有計劃、劇本嗎?有的話，歷史將“索然無趣，變成……乏味、可笑”。沒有時間表、沒有宇宙模式；有的只是“生命之流”、激情、意志、即興創發；路，有時存在、有時不存在；無路之處，“天才會打出一條來”。
不過，倘若有人問：“假設這一切突然結束，假設一顆彗星撞上我們而結束地球上一切生命，歷史不就毫無意義了嗎?這一切議論可會突然化為烏有?如果這一切隨著某個神秘、不明不白的事件，而在某種突然、不明不白的殘酷方式裡結束，對我們所流的這番血、汗、淚，不是殘忍的諷刺嗎?”赫爾岑回答：作此想法，是一大庸俗——數字至上的庸俗。一人之死，其荒謬與不可解，並無過於整個人類之死。將數字加大，而問“假設億萬人死亡”如何，並不會使死亡多神秘、多可怕。
自然裡，正如人的靈魂中，無盡的可能事物與力量在打困，設有適當條件……它們會發展、猛烈發展。它們可能充塞世界，也可能倒斃路邊。它們可能另取新方向。它們可能停止。它們可能僵潰……發生何事，自然全不關心……［不過，你可能要問，］這一切所為何來?人的生命變成一場毫無旨趣的遊戲了……人用碎石沙礫建造東西，只落得又眼看它塌掉；人從廢墟底下爬出來，重新清理場地，用泥巴、木板和破碎的柱頭築起茅屋，經過幾世紀無休無止的勞苦，又塌個乾淨。莎士比亞說歷史是白痴說的煩冗故事，確非虛言……
……［對此講法，我回答］有些人非常善感，一想到“人生於世，只為一死”，就掉眼淚……你正像這些人。看結局而不注意情節本身，是一大錯誤。花開爛漫，於花何用?它醉人的芬芳既然也終要消歇，於它何用?……絲毫無用。然而自然亦非如此吝嗇。短如過隙，只存於現下一時之物，她也並不鄙棄。在每一點上，她都盡取她所能……誰會因為花朝發夕謝，因為自然沒有將打火石的堅硬賦予玫瑰或百合，就數落自然?而這個可憐的呆板原則，［我們］居然想移用於歷史……生命沒有義務要實現［文明的］妄想或觀念……生命喜愛新奇……
……歷史極少重複，它利用每一件意外事件，同時敲叩千萬門戶……哪些門戶可能會開……誰知道?
又：
人類有一股本能的熱情，要保全他們喜歡的任何東西。人生於世，因而希冀長生不死。人戀愛，而亦希圖被愛，而且永遠愛得像他發誓的那一剎那……然而，生命……是不具結保證的。生命不保證你存在，也不保證你幸福，她也不負責持續你的存在與幸福……每一歷史剎那都充實、都美好、都自有其自圓自足之處。每一年都有它自己的春季、夏季、冬季與秋季，以及它自己的暴風雨與好天氣。每一時期都是新穎、清新的，充滿它自己的希望、含有它自己的喜悅憂傷。現在屬於現在。不過，人類不知以此為足，硬要連未來也一起擁有……歌者唱歌，那支歌的目的何在?……如果你不自安於歌中樂趣，另有所望、別求目標，則歌者終有停時，你也只留回憶而空懷悵惘……因為當時你沒有聆聽，反而另有所待……你執迷於無法捕捉生命之流的範疇。你們［他意指馬志尼、自由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追求什麼目標呢?一項計劃?一種秩序?誰構想的計劃和秩序?誰獨得這計劃與秩序之秘?這計劃和秩序是無可避免的東西嗎?或者不是無可避免?如果無可避免，我們是不是木偶?……我們有道德上的自由罷?或者，我們是一部機器裡的輪子?人生，以及歷史，我寧願想成一個既得目標，而不願視為達成他物的手段。
以及：
因為孩子的確會長大，我們就認為孩子的目的是長大。但他的目的是遊玩、自得其樂，做個孩子。如果只看過程的結局，一切生命的目的只是去死。
這是赫爾岑的核心政治與社會主題。其敵對者常指此為一種言過其實的功利主義，實則，他這個論旨進入俄國激進思想主流以後，對於誇張的功利主義，一直有解毒劑的作用。歌者目的在歌曲，人生目的在善盡此生。物皆消逝，但消逝之物有時可以慰解當事者所受的一切痛苦。歌德已經告訴我們，凡事並無保證，並無萬全之計。人原本可以知足於現下，卻不知足於現下。他不要美、不要今天的完滿，因為他連未來也要擁有。馬志尼，以及當時的社會主義者，號召大家為了民族，為了人類文明，或者為了公道正義、人性，要作至高至大的犧牲，忍受至高至大的痛苦，即使眼下無成，未來亦有可待。前述看法，就是赫爾岑給他們的答复。
赫爾岑厲斥這班人的主張。爭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讓活著、各自有其目的的個人獲得自由，使他們自由追求他們認為神聖，他們為之行動、奮戰，也許舍生以赴的目的。
自由何以可貴?因為它本身就是目的，因為自由就是自由。將自由犧牲於他物，就是活人獻祭。
這是赫爾岑義理的極致。由此，他推出一個邏輯必然的結論：最深重的現代災禍之一，不是陷入現實，而是落入抽象事物之綱。他據此結論，不僅用以駁斥他交往的西方社會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教士或保守主義者更不用說)，尤其還駁斥他自己的密友——那位為了模糊、混淆不清而且遙遠的目標，而長久不斷企圖煽起暴力叛亂、鼓吹酷刑與殉難的巴枯寧。依赫爾岑之見，人類極惡大罪之一，是試圖將道德責任由自己肩部移開，付與一個無從預測的未來秩序去挑，而且假借某個可能永遠不會發生的東西為名，在今天就犯下罪行，以為如果是為了某種利己的目的，這些罪行才算巨惡，如果是由於相信某種遙遠且不可捉摸的烏托邦而作，這些罪行就是聖潔。
赫爾岑痛恨專制，尤其俄國體制，但是，他也終身深信，他自己的社會主義與革命盟友所倡之事同樣危險。他所以有此信念，是因為他有一段日子同他的批評家朋友別林斯基一樣，相信一種單純的解決法可行，而且相信某一偉大體系——圣西門或蒲魯東預示的世界——提供了這種解決法：如果以理性之道規劃社會生活，而使社會生活秩序井然，並且創出一種清晰、工整的組織，人類問題即能有個一勞永逸的解決。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別林斯基的社會主義不過是個單純的信念，認為人類能有一種“空前燦爛，基礎全新而且至堅不摧”的美妙生活。因為赫爾岑自己曾經相信這些基礎(雖然不是單純、絕對地信)，又因為這信念在1848與1849年那幾場可怕的巨變裡崩潰、毀滅無遺，而且，在巨變裡，他的偶像幾乎個個證明有其致命的根本弱點，所以，他懷著格外激切的憤怒，斥絕自己的過去。他寫道：我們號召群眾起事擊碎暴君，群眾卻不關心個人自由與獨立，而且猜忌才智之士：“他們要一個為他們的利益而統治的……政府。但是，他們從無自治之念。”“鄙視王冠，是不夠的；在自由面前，你也不可滿懷畏懼……”
［我們的］建制……借蒲魯東的客氣說法，將會被［清算］……我惋惜［文明的死亡］。但是，群眾——只從文明的死亡得到眼淚、匱乏、無知與屈辱的群眾，不會惋惜此事。
他害怕壓迫者，卻也害怕解放者。他害怕他們，因為他認為他們是信仰時代那些宗教頑固分子的世俗傳人。因為，凡是以一銳利乾枯的計劃，以一件緊身衣，當做所有人類疾苦的惟一可用救藥，而把他這計劃與緊身衣強加在人類身上的人，最後勢必造成自由的人類——如赫爾岑自己之類——無法忍受的情況：赫爾岑這類人要有一個能發揮自己才具的範圍，而且願意尊重他人的獨創、自發，以及他們要求自我表達的天生衝動。他稱此為Petrograndism——彼得大帝的方法。他欽佩彼得大帝。他欽佩他，因為他至少推翻了中古俄國的封建僵化與黑夜。他欽佩雅各賓黨人，因為雅各賓黨人敢作而不願無為。然而他十分明白，而且年紀愈長愈明白(1860年代末期寫給巴枯寧的公開信《致老友書》裡，就此說之甚明)，彼得大帝的方法，阿提拉的作為，“公安委員會”在1792年的作為——以單純與激進解決為前提的方法——往往終必導致壓迫、流血與崩潰。他宣布，由狂熱的信仰所鼓動的行事，在從前比較純真的時代裡無論有何道理可言，凡活過19世紀而明了人類真正如何構成——人與建制之質地組織如何復雜、曲折— —者，都沒有任何權力再如此行事。進步必須配合歷史變遷的實際步調，配合社會的實際經濟與社會需求。他最鄙視之物，無過於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之中，又莫甚乎品格卑下、貪多務得、平庸瑣屑或汲汲牟利的巴黎資產階級。但是，他仍認為，資產階級尚未演完其歷史角色以前，即以暴力革命加以壓制，只意味著，在新的社會秩序裡，資產階級精神與資產階級形式仍將持續不絕。 “他們不改變(監獄的)圍牆，只想給它們一個新功能，以為牢獄的藍圖可作自由生活的藍圖。”自由人居住的房子，不能由監獄建築家來造。如今，誰會說歷史證明赫爾岑錯了?
他對資產階級憎惡如狂，但是，他也不要暴力造成的劇變。他認為暴力造成的劇變可能不免，可能會來，但他害怕。他覺得資產階級是一群費加羅，吃肥了、飛黃騰達的費加羅。他說，在18世紀，費加羅穿制服，這制服當然是奴僕的標記，不過，仍有別於他的皮膚，還脫得開來；他的皮膚至少也還是個活跳、具有反叛性的人的皮膚。如今，費加羅贏了，成為百萬富翁。他是法官、總司令、共和國的總統。費加羅統治世界，他的製服不再只是製服，變成他皮膚的一部分，脫不掉，同他那身肉結成一體了。
卑劣的中層階級人如今統治我們。 18世紀一切可憎、降志辱格，而為我們高貴的革命分子所抗議之物，都已成為這些中層階級人的本質。然而我們必須等待。單如巴枯寧所欲，砍掉他們的腦袋，只會引出新暴政與新奴役、導致可惡的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甚至更糟，成為多數人——萬眾一心，定於一尊的多數人— —統治少數人：穆勒所謂(赫爾岑認為此說頗有道理)集體平庸(conglomerated mediocrity)的統治。
赫爾岑要的價值，他直言無隱。他只喜歡自由生命的風格，只喜歡博大、寬宏、不斤斤計算之事。他欽佩自尊、獨立、對暴君的抗拒；他佩服普希金，因為普希金桀驁不馴；他敬重萊蒙托夫，因為萊蒙托夫敢受苦、敢恨；他甚至認可他的反動敵人斯拉夫主義者，因為他們至少還厭惡權威，至少還不讓德國人得逞。他佩服別林斯基，因為別林斯基不屈不移，面對擺開陣仗的道德學院或政治大軍，仍直揭真理。他認為，獨斷教條，其令人窒息，不下於資本主義的、中世紀的、早期基督徒的教條。
他說：“人如果先解放自己，而不求解放人類，他們對人類的解放……會大有助益。”他知道，他更多個人自由的一貫要求裡含有社會原子化的種子；兩大社會需要——組織與個人自由——之間必須有個折衷，必須有個不穩定的平衡，俾保全一個起碼的範圍，讓個人能在裡面表達自己，而不會被徹底磨碎。於是，他大力倡議他所謂自我主義(egoism)的價值。自我主義之為物，不可未經斟酌，遽加譴責。自我主義不是邪惡。一隻動物的眼睛裡，就閃動著自我主義。道德主義者不肯善用自我主義而發揮之，反而妄事抨擊。 “他們想……把人變成淚汪汪、多愁善感、乏味無趣、老實和氣、要求當奴隸的東西……但是，撕掉一個人心中的自我精神，等於剝去他的生存原則，除去他的人格酵素。”當然，固執己見，有時無異自殺。一大群人由樓梯邁下來，你不可硬要逆搶上去。那是暴君、保守派、愚夫、罪犯的行徑。 “毀掉一個人的利他精神，剩下的是野蠻的猩猩，毀掉他的自我精神，你得到的卻是一隻柔馴的猴子。”
人類問題太複雜，不能要求單純的解決法。赫爾岑深信俄國的農民公社是一種“避雷針”，因為他相信俄國農民起碼尚未感染歐洲無產階級與歐洲資產階級那些扭曲人性的都市惡習——但是，他仍指出，連這農民公社也不曾保使俄國沒有奴役。自由不合多數人的口味，只為受教育者所嗜。欲得自由，並無保證成功的方法，欲得社會福祉，亦無穩定平順之路。我們必須盡力而為，而且我們永遠可能失敗。
他的思想精義，是認為基本問題或許壓根兒就無法解決，你能做的是試著解決，不過，你無法保證成功；無論什麼主義的萬靈丹，還是人類其他任何建構，都不足以保證私人生活能獲致幸福，或者達到理性境界。理想主義與懷疑主義的這種奇怪結合，貫串了他所有作品——伊拉斯謨、蒙田、孟德斯鳩之見與此無大差異，不過，他最猛烈。
赫爾岑也寫小說，不過，大致已為世所遺，因為他天生不是小說家。他的小說比他朋友屠格涅夫大大不如，卻也有共同之處。看屠格涅夫小說里處置人類問題的手法，你會發覺，他也不以為那些問題可以解決。 《父與子》中的巴扎洛夫為疾病磨死；《貴族之家》結尾，拉夫列茨基憂鬱不決，而其所以如此，並非由於有可為而不為，亦非因為某人居然想不到轉個角就有解決法，或者想到而不肯運用，而是因為——借康德一句話：“由人性之曲木，永遠造不出直物。”每一事物，皆因環境有失、個人性格有過、生命本性有缺，共同使然。這種情形，必須正視、必須直書，若相信永遠可能找到一勞永逸的解決，就是庸俗，有時甚至是罪行。
赫爾岑寫過一部小說，名叫《誰之罪?》，寫的是一出典型的三角戀愛悲劇：小鄉鎮裡，一位女郎嫁了個有德、理想主義但板滯又天真的丈夫，而我在前面談過的一位“多餘之人”愛上了她。這部小說並非佳作，情節也不值得重述，不過，此中要旨，亦即最顯得赫爾岑本色的一點是，這情況原則上無可解決。這位戀人心傷欲碎，那位妻子患了病，而且大概去世，她丈夫亦有自殺之想。聽起來，像一部典型淒慘、病態自我中心的俄國小說劣作。然而不然。此書之根本，在以極為細膩、精確、時而極為深刻的筆法，描述一個情感與心理處境，於此處境，司湯達的理論、福樓拜的方法、喬治·艾略特的深度與道德洞識都沒有用武之地，因為他們這些理論、方法與洞識都顯得太偏向文學性，是由固執不化的觀念、從不切合人生混沌的義理中導出來的東西。
在赫爾岑(以及屠格涅夫)的看法精髓裡，核心問題複雜而無從解決，想用政治或社會學手段解決，是荒謬之舉。不過，赫爾岑與屠格涅夫自有差異。屠格涅夫內心深處絕非麻木不仁，而是一個冷靜、超然、偶爾微帶諷刺的觀察者，從一個比較遙遠的視點，觀看生命的悲劇；他在各據點之間游動，在社會與個人要求之間、愛情與日常生活的要求之間、英雄的美德與現實主義的懷疑精神之間、哈姆雷特的道德與堂·吉訶德先生的道德之間、請求效率的政治組織與個人自我表達的必要之間擺動，懸在一種適性隨和而不作決斷、心懷同情而憂思深慨的狀態裡，微言諷喻，不憤世嫉俗，不輕使情緒，敏感體物，慎篤真誠，惟不輕作任何固常的寄託。於人格神或者非人格神，屠格涅夫既不十分信，也不十分不信；在他，宗教亦如愛情、利己精神、享樂之心，乃人生正常成分。他喜歡自持於一種中間立場，對於自己缺乏“信仰意志”(will to believe)，甚至幾有得意太過之勢。因為置身局外，因為潛心靜觀，他遂能產生一種盡善盡美的偉大文學傑作——在神閒氣定的回顧裡，以精細結構的起頭、中腰、結尾，寫出他那些圓成周至的故事。他把他的藝術與他自己分開；作為一個人，他並不深心切望問題的解決；他以一種獨特的冷淡，一種使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惱怒的冷淡，觀看人生，因此，達到一位與素材保持相當距離的藝術家才能取得的纖細透視。他與他的素材有一壑之隔，此壑之中，只有他那種特殊的詩心能運行自如。
［我們的］建制……借蒲魯東的客氣說法，將會被［清算］……我惋惜［文明的死亡］。但是，群眾——只從文明的死亡得到眼淚、匱乏、無知與屈辱的群眾，不會惋惜此事。
他害怕壓迫者，卻也害怕解放者。他害怕他們，因為他認為他們是信仰時代那些宗教頑固分子的世俗傳人。因為，凡是以一銳利乾枯的計劃，以一件緊身衣，當做所有人類疾苦的惟一可用救藥，而把他這計劃與緊身衣強加在人類身上的人，最後勢必造成自由的人類——如赫爾岑自己之類——無法忍受的情況：赫爾岑這類人要有一個能發揮自己才具的範圍，而且願意尊重他人的獨創、自發，以及他們要求自我表達的天生衝動。他稱此為Petrograndism——彼得大帝的方法。他欽佩彼得大帝。他欽佩他，因為他至少推翻了中古俄國的封建僵化與黑夜。他欽佩雅各賓黨人，因為雅各賓黨人敢作而不願無為。然而他十分明白，而且年紀愈長愈明白(1860年代末期寫給巴枯寧的公開信《致老友書》裡，就此說之甚明)，彼得大帝的方法，阿提拉的作為，“公安委員會”在1792年的作為——以單純與激進解決為前提的方法——往往終必導致壓迫、流血與崩潰。他宣布，由狂熱的信仰所鼓動的行事，在從前比較純真的時代裡無論有何道理可言，凡活過19世紀而明了人類真正如何構成——人與建制之質地組織如何復雜、曲折— —者，都沒有任何權力再如此行事。進步必須配合歷史變遷的實際步調，配合社會的實際經濟與社會需求。他最鄙視之物，無過於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之中，又莫甚乎品格卑下、貪多務得、平庸瑣屑或汲汲牟利的巴黎資產階級。但是，他仍認為，資產階級尚未演完其歷史角色以前，即以暴力革命加以壓制，只意味著，在新的社會秩序裡，資產階級精神與資產階級形式仍將持續不絕。 “他們不改變(監獄的)圍牆，只想給它們一個新功能，以為牢獄的藍圖可作自由生活的藍圖。”自由人居住的房子，不能由監獄建築家來造。如今，誰會說歷史證明赫爾岑錯了?
他對資產階級憎惡如狂，但是，他也不要暴力造成的劇變。他認為暴力造成的劇變可能不免，可能會來，但他害怕。他覺得資產階級是一群費加羅，吃肥了、飛黃騰達的費加羅。他說，在18世紀，費加羅穿制服，這制服當然是奴僕的標記，不過，仍有別於他的皮膚，還脫得開來；他的皮膚至少也還是個活跳、具有反叛性的人的皮膚。如今，費加羅贏了，成為百萬富翁。他是法官、總司令、共和國的總統。費加羅統治世界，他的製服不再只是製服，變成他皮膚的一部分，脫不掉，同他那身肉結成一體了。
卑劣的中層階級人如今統治我們。 18世紀一切可憎、降志辱格，而為我們高貴的革命分子所抗議之物，都已成為這些中層階級人的本質。然而我們必須等待。單如巴枯寧所欲，砍掉他們的腦袋，只會引出新暴政與新奴役、導致可惡的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甚至更糟，成為多數人——萬眾一心，定於一尊的多數人— —統治少數人：穆勒所謂(赫爾岑認為此說頗有道理)集體平庸(conglomerated mediocrity)的統治。
赫爾岑要的價值，他直言無隱。他只喜歡自由生命的風格，只喜歡博大、寬宏、不斤斤計算之事。他欽佩自尊、獨立、對暴君的抗拒；他佩服普希金，因為普希金桀驁不馴；他敬重萊蒙托夫，因為萊蒙托夫敢受苦、敢恨；他甚至認可他的反動敵人斯拉夫主義者，因為他們至少還厭惡權威，至少還不讓德國人得逞。他佩服別林斯基，因為別林斯基不屈不移，面對擺開陣仗的道德學院或政治大軍，仍直揭真理。他認為，獨斷教條，其令人窒息，不下於資本主義的、中世紀的、早期基督徒的教條。
他說：“人如果先解放自己，而不求解放人類，他們對人類的解放……會大有助益。”他知道，他更多個人自由的一貫要求裡含有社會原子化的種子；兩大社會需要——組織與個人自由——之間必須有個折衷，必須有個不穩定的平衡，俾保全一個起碼的範圍，讓個人能在裡面表達自己，而不會被徹底磨碎。於是，他大力倡議他所謂自我主義(egoism)的價值。自我主義之為物，不可未經斟酌，遽加譴責。自我主義不是邪惡。一隻動物的眼睛裡，就閃動著自我主義。道德主義者不肯善用自我主義而發揮之，反而妄事抨擊。 “他們想……把人變成淚汪汪、多愁善感、乏味無趣、老實和氣、要求當奴隸的東西……但是，撕掉一個人心中的自我精神，等於剝去他的生存原則，除去他的人格酵素。”當然，固執己見，有時無異自殺。一大群人由樓梯邁下來，你不可硬要逆搶上去。那是暴君、保守派、愚夫、罪犯的行徑。 “毀掉一個人的利他精神，剩下的是野蠻的猩猩，毀掉他的自我精神，你得到的卻是一隻柔馴的猴子。”
人類問題太複雜，不能要求單純的解決法。赫爾岑深信俄國的農民公社是一種“避雷針”，因為他相信俄國農民起碼尚未感染歐洲無產階級與歐洲資產階級那些扭曲人性的都市惡習——但是，他仍指出，連這農民公社也不曾保使俄國沒有奴役。自由不合多數人的口味，只為受教育者所嗜。欲得自由，並無保證成功的方法，欲得社會福祉，亦無穩定平順之路。我們必須盡力而為，而且我們永遠可能失敗。
他的思想精義，是認為基本問題或許壓根兒就無法解決，你能做的是試著解決，不過，你無法保證成功；無論什麼主義的萬靈丹，還是人類其他任何建構，都不足以保證私人生活能獲致幸福，或者達到理性境界。理想主義與懷疑主義的這種奇怪結合，貫串了他所有作品——伊拉斯謨、蒙田、孟德斯鳩之見與此無大差異，不過，他最猛烈。
赫爾岑也寫小說，不過，大致已為世所遺，因為他天生不是小說家。他的小說比他朋友屠格涅夫大大不如，卻也有共同之處。看屠格涅夫小說里處置人類問題的手法，你會發覺，他也不以為那些問題可以解決。 《父與子》中的巴扎洛夫為疾病磨死；《貴族之家》結尾，拉夫列茨基憂鬱不決，而其所以如此，並非由於有可為而不為，亦非因為某人居然想不到轉個角就有解決法，或者想到而不肯運用，而是因為——借康德一句話：“由人性之曲木，永遠造不出直物。”每一事物，皆因環境有失、個人性格有過、生命本性有缺，共同使然。這種情形，必須正視、必須直書，若相信永遠可能找到一勞永逸的解決，就是庸俗，有時甚至是罪行。
赫爾岑寫過一部小說，名叫《誰之罪?》，寫的是一出典型的三角戀愛悲劇：小鄉鎮裡，一位女郎嫁了個有德、理想主義但板滯又天真的丈夫，而我在前面談過的一位“多餘之人”愛上了她。這部小說並非佳作，情節也不值得重述，不過，此中要旨，亦即最顯得赫爾岑本色的一點是，這情況原則上無可解決。這位戀人心傷欲碎，那位妻子患了病，而且大概去世，她丈夫亦有自殺之想。聽起來，像一部典型淒慘、病態自我中心的俄國小說劣作。然而不然。此書之根本，在以極為細膩、精確、時而極為深刻的筆法，描述一個情感與心理處境，於此處境，司湯達的理論、福樓拜的方法、喬治·艾略特的深度與道德洞識都沒有用武之地，因為他們這些理論、方法與洞識都顯得太偏向文學性，是由固執不化的觀念、從不切合人生混沌的義理中導出來的東西。
在赫爾岑(以及屠格涅夫)的看法精髓裡，核心問題複雜而無從解決，想用政治或社會學手段解決，是荒謬之舉。不過，赫爾岑與屠格涅夫自有差異。屠格涅夫內心深處絕非麻木不仁，而是一個冷靜、超然、偶爾微帶諷刺的觀察者，從一個比較遙遠的視點，觀看生命的悲劇；他在各據點之間游動，在社會與個人要求之間、愛情與日常生活的要求之間、英雄的美德與現實主義的懷疑精神之間、哈姆雷特的道德與堂·吉訶德先生的道德之間、請求效率的政治組織與個人自我表達的必要之間擺動，懸在一種適性隨和而不作決斷、心懷同情而憂思深慨的狀態裡，微言諷喻，不憤世嫉俗，不輕使情緒，敏感體物，慎篤真誠，惟不輕作任何固常的寄託。於人格神或者非人格神，屠格涅夫既不十分信，也不十分不信；在他，宗教亦如愛情、利己精神、享樂之心，乃人生正常成分。他喜歡自持於一種中間立場，對於自己缺乏“信仰意志”(will to believe)，甚至幾有得意太過之勢。因為置身局外，因為潛心靜觀，他遂能產生一種盡善盡美的偉大文學傑作——在神閒氣定的回顧裡，以精細結構的起頭、中腰、結尾，寫出他那些圓成周至的故事。他把他的藝術與他自己分開；作為一個人，他並不深心切望問題的解決；他以一種獨特的冷淡，一種使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惱怒的冷淡，觀看人生，因此，達到一位與素材保持相當距離的藝術家才能取得的纖細透視。他與他的素材有一壑之隔，此壑之中，只有他那種特殊的詩心能運行自如。
赫爾岑相反，關心過劇。他為他本人、為他自己的個人生活尋求解決。他的小說確屬失敗之作。他自身、他痛苦的觀點，都過於猛烈地突入小說之中。話又說回來，他的自傳速寫，或者他公開講述自己與朋友，談論自己在意大利、法國、瑞士、英國的生活，筆鋒舌端就有一種鮮活跳動、直截了當，其第一手真實感之傳神，19世紀的作家無人能望其項背。他的回憶錄是一部洋溢著批判與描述天才的作品，其絕對的自白，是一個想像靈活到自若地步，感受敏銳、不斷反應，對高貴與可笑之事都格外善於體會，又完全不涉虛榮、不弄教條學說的人格才可能造達的境界。以回憶錄作家而論，他無可匹儔。關於英國，或者說，關於英國時期的他自己，他的素描猶勝於海涅或泰納。但看他就英國政治審判所作的絕妙記述，即可證明。外來反民在溫莎公園鬧起一場要命的決鬥，出庭受審。赫爾岑寫他對法官的觀感，就是個例子。他以生動而有趣的筆墨，描述作風浮誇的法國政治煽動家與容色陰慘的法國狂熱盲從分子，以及這班情緒激憤、近乎可怖的亡命異域之徒，與遲滯、僵冷、道貌岸然的維多利亞中期英國建制之間無法溝通的隔閡。他以倫敦中央刑事法庭那位酷似《小紅帽》裡那隻狼的主審法官，為當時英國各種建制的典型代表：此公頭戴白假髮，身著長裙，臉形銳削如狼，薄唇、尖齒，言語細碎嘶啞，由那張框在誘人放心的娘們似的鬈髮裡、裝滿虛實莫測的慈祥和氣的臉上發出來——那張臉，給人甜蜜的，祖母、老太太的印象，而襯上細小閃爍的眼睛，乾硬、尖酸、惡意的司法幽默，慈祥的印象又不攻自破。
關於他厭惡的德國亡命分子，以及他欽慕的意大利與波蘭革命分子，他的刻畫，堪稱經典手筆。他也速寫各國的差異，諸如英國與法國——法國人終日群聚，論事明澈，擅長說教，花園格式工整，英國人則多獨處，暗懷抑制不發的浪漫精神，底下糾纏著各種古老、不合邏輯、但文明深遠而人性十足的建制；雙方各自以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自居，寸步不讓，卻又絲毫不了解對方的理想。還有德國人。他斷言，德國人認為自己與英國人同出一樹，而英國人是此樹比較優秀的產品，自己是比較低劣的果實。他們來到英國，三天之後，就放掉ja，滿口yes，不需要well的場合，也連聲well。他與巴枯寧素來都將他們最尖銳的諷罵留給德國人，所以如此，出於個人喜惡者少，而多由於他們認為德國人代表一切中產階級的鉗束人性、平庸凡俗、鄙野粗氣之事，代表陰沉而器小量窄的軍訓教官所行的污穢專制，在美學上，這專制比歷史里許多偉大征服者氣魄壯闊的虐政更可厭。
他們受阻於良心之處，我們是受阻於警察。我們的弱點是算術的弱點，所以屈服；他們的弱點是代數的弱點，是公式的一部分。
十年以後，巴枯寧呼應此說：
一個英國人或美國人說“我是英國人”、“我是美國人”，他是在說“我是自由的人”；一個德國人說“我是德國人”，他是在說“… …我的皇帝強過所有皇帝，現在扼死我的德國軍人也會把你們全都扼死……”
這種一概而論的成見，一筆掃盡整個國家與階級的酷評，是這個時期許多俄國作家的特色，往往證據不足、有失公正，而且劇烈誇大，不過，也是由於憤怒反抗一個壓迫性環境而發出來的真實表現、一種真誠而高度個人化的道德意見的表達。因為這種意見，這些文字即使今天讀來，仍然生動。
他不肯恭恭敬敬，喜作反諷，不相信一勞永逸的解決，相信人類複雜且脆弱，認為人類結構的不規律劃一，正有其價值，強制之以樣式模型或緊身衣，是一種侮辱——同時，每遇一本正經而迂腐不通的激進派與保守派救世家都不斷製造的所有僵硬乾枯社會政治圖式，他都無法自製，以踢倒打破為快。由於以上種種，赫爾岑為各方陣營中之熱心分子所忌，乃勢有固然。這方面，他與他的懷疑主義朋友屠格涅夫相似。屠格涅夫無法抗拒、亦無意抗拒說真話的慾望，無論真話如何“不科學”；凡有心理上一針見血之見，即使可能不合某一眾口論定的、開明的觀念體系，也直抒不諱。他二人都不認為，因為你贊同進步或革命，你就負有神聖義務，要壓制真理，或者硬稱真相很單純，或者只因為另持說法，可能會協助或安慰敵人，你就必須故意將某些顯然不可能奏效的解決法說成大有可為。
如此超脫黨派與教條，而且習於吐露獨立、時或擾亂人意的判斷，赫爾岑與屠格涅夫都招致劇烈批評，四面楚歌。屠格涅夫寫《父與子》，允宜為左右兩派所夾擊，因為兩邊無一清楚他支持何方。於此不定性，俄國“新”青年最為惱怒，指責他過於自由、過分文明、過喜諷刺、懷疑太甚，抨擊他政治情感的游移、他過度的自審、他的不挺身介入、不向敵人宣戰(行事反而等於一連串逃避與背叛)，指他這些都是在破壞高貴的理想主義。他們的敵意指向所有“40年代人”，尤其赫爾岑——他們以他為40年代人最富才氣、最頑強的代表，也確有道理。對於1860年代這些嚴苛、冷酷的年輕革命分子，他的答复，本色十足。這些新革命分子抨擊他貪戀舊有生活風格、當紳士、家資豐厚、舒適度日、端坐倫敦而遙觀俄國的革命鬥爭，與他那一代人沆瀣一氣，當周遭滿目卑污與哀慘、冤苦與不公，他只顧沙龍中高談闊論、弄玄思、玩哲學，不往嚴肅的手工勞動裡尋求救贖——諸如砍一棵樹、做一雙靴子，或者從事某一“具體”、真實事務，不與苦難大眾同心同德，反而流連富裕仕女的客廳，與其餘教育高級、出身高貴而同樣無能的青年耽溺於無休無止的華麗空談。這是縱慾、逃避，是對所處世界的恐怖與苦痛刻意裝盲。
赫爾岑了解他的對手，而拒絕與他們妥協。他承認自己不得不愛潔淨而惡污穢；寧取莊重、文雅、美、舒適，不要暴力與苦行；要好,,,,的文學，不要壞的文學；喜歡詩，甚於散文。他博得犬儒與“唯美”之名，然而他拒絕承認無賴才能成事；他拒絕承認，為求達成一場解放人類的革命，為了在人間創造一種新的、更高貴的生活形式，你必須蓬首垢面、渾身髒污、殘忍、狂暴，穿起帶釘的馬靴來蹂躪文明與人權。這，他不相信，也看不出有何理由應該相信。
至於新一代革命分子，他們並非平空躥出。過失在他那一代，是他那一輩在1840年代裡的空談生出了他們。這些人替世界向40年代的人報復——40年代人是“患上革命熱情的梅毒的人”。新的一代要向上一代說：“你們是偽君子，我們要當犬儒；你們說話像道德家，我們開口就要像無賴；你們對上無禮、待下粗暴，我們對誰都要粗暴；你們鞠躬而無敬意，我們將推擠衝撞而不道歉……”赫爾岑如此速寫新一代的言行，他言下之意是：流氓作風解決不了什麼事情。除非文明——善與惡、高貴與不高貴、價值與無價值之分際——獲得保全，除非有些人既苛求、又無畏，言所欲言，不向某種大而無當、莫可名狀的祭壇犧牲性命，因此不至於自己也淪為大群喪失人格、不由自主、邁向破壞的野蠻群眾，否則，革命有何意義?我們喜不喜歡，革命可能都會來。 “俄國文學針對俄國生活而草擬的巨大起訴書”並沒有要求用新的平庸凡俗取代舊的平庸凡俗。 “感傷、懷疑、反諷……這俄國豎琴的三弦” ，比新唯物主義者粗糙且庸俗的樂觀主義更接近現實。
赫爾岑最耿耿持恆的目標，是個人自由的保全。誠如他致馬志尼信中所言，這是他青少年初期以來就奮鬥不懈的游擊戰的宗旨。他獨步19世紀之處，則在他意見上的複雜，而對於互相衝突，而且比他自己單純、根本的理想，他也了解其成因與本質。激進分子與革命分子如何形成、有何理由，他也了解。同時，他還掌握到他們的教條將會帶來的可怕後果。雅各賓黨人那種嚴厲、高貴的光輝何由產生，他十分同情，對其心理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認為他們在道德上轟轟烈烈，高於他極為心儀、但他們無情摧毀的舊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在舊體制下的悲慘、困厄、窒息、非人，以及其淒厲的正義呼求，他有透徹的了解——同時，他也知道，為這些冤屈復仇的新世界如果放任恣肆，必將造成其自身的踰矩妄行……赫爾岑的現實感，尤其他對革命之必要與代價的感識，不僅當代獨步，也許置諸任何時代，都無人可及。他對當時危急的道德與政治問題的感識，遠比19世紀大多數專業哲學家明確且具體——他們的能事是由觀察社會而導出普遍原則，並將意見、原理與行為形態排列於條理整齊的範疇之中，作成前提，然後，以理性的方法，推出解決之道。赫爾岑早年的黑格爾素養沒有毀掉他的政論家與散文家本色；對學院式的分類，他不曾養成嗜好；他獨一無二的洞識，直透社會與政治困境的“內在質地” ；而與此洞識相得益彰的，是他卓絕的分析力與闡述力。結果，暴力革命之必要、一雙馬靴價值高於莎士比亞所有戲劇之論(“虛無主義”批評家皮薩列夫的巧辯)，自由主義與議會政治應受貶斥之說(大眾亟需口之食、棲身之所、蔽體之衣，而此二者要給他們投票權與口號)，他都了解，而且為它們提出思想與情感上都足稱信實的理由。然而，有些文明以奴役為基礎，由少數人產生神妙的傑作，惟少數人有自由與自信、想像與禀賦，來產生持久的生活形式，產生能在時間裡屹立不壞的作品——對這種文明的美學甚至道德價值，他也有同等鮮明且清晰的了解。
關於他厭惡的德國亡命分子，以及他欽慕的意大利與波蘭革命分子，他的刻畫，堪稱經典手筆。他也速寫各國的差異，諸如英國與法國——法國人終日群聚，論事明澈，擅長說教，花園格式工整，英國人則多獨處，暗懷抑制不發的浪漫精神，底下糾纏著各種古老、不合邏輯、但文明深遠而人性十足的建制；雙方各自以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自居，寸步不讓，卻又絲毫不了解對方的理想。還有德國人。他斷言，德國人認為自己與英國人同出一樹，而英國人是此樹比較優秀的產品，自己是比較低劣的果實。他們來到英國，三天之後，就放掉ja，滿口yes，不需要well的場合，也連聲well。他與巴枯寧素來都將他們最尖銳的諷罵留給德國人，所以如此，出於個人喜惡者少，而多由於他們認為德國人代表一切中產階級的鉗束人性、平庸凡俗、鄙野粗氣之事，代表陰沉而器小量窄的軍訓教官所行的污穢專制，在美學上，這專制比歷史里許多偉大征服者氣魄壯闊的虐政更可厭。
他們受阻於良心之處，我們是受阻於警察。我們的弱點是算術的弱點，所以屈服；他們的弱點是代數的弱點，是公式的一部分。
十年以後，巴枯寧呼應此說：
一個英國人或美國人說“我是英國人”、“我是美國人”，他是在說“我是自由的人”；一個德國人說“我是德國人”，他是在說“… …我的皇帝強過所有皇帝，現在扼死我的德國軍人也會把你們全都扼死……”
這種一概而論的成見，一筆掃盡整個國家與階級的酷評，是這個時期許多俄國作家的特色，往往證據不足、有失公正，而且劇烈誇大，不過，也是由於憤怒反抗一個壓迫性環境而發出來的真實表現、一種真誠而高度個人化的道德意見的表達。因為這種意見，這些文字即使今天讀來，仍然生動。
他不肯恭恭敬敬，喜作反諷，不相信一勞永逸的解決，相信人類複雜且脆弱，認為人類結構的不規律劃一，正有其價值，強制之以樣式模型或緊身衣，是一種侮辱——同時，每遇一本正經而迂腐不通的激進派與保守派救世家都不斷製造的所有僵硬乾枯社會政治圖式，他都無法自製，以踢倒打破為快。由於以上種種，赫爾岑為各方陣營中之熱心分子所忌，乃勢有固然。這方面，他與他的懷疑主義朋友屠格涅夫相似。屠格涅夫無法抗拒、亦無意抗拒說真話的慾望，無論真話如何“不科學”；凡有心理上一針見血之見，即使可能不合某一眾口論定的、開明的觀念體系，也直抒不諱。他二人都不認為，因為你贊同進步或革命，你就負有神聖義務，要壓制真理，或者硬稱真相很單純，或者只因為另持說法，可能會協助或安慰敵人，你就必須故意將某些顯然不可能奏效的解決法說成大有可為。
如此超脫黨派與教條，而且習於吐露獨立、時或擾亂人意的判斷，赫爾岑與屠格涅夫都招致劇烈批評，四面楚歌。屠格涅夫寫《父與子》，允宜為左右兩派所夾擊，因為兩邊無一清楚他支持何方。於此不定性，俄國“新”青年最為惱怒，指責他過於自由、過分文明、過喜諷刺、懷疑太甚，抨擊他政治情感的游移、他過度的自審、他的不挺身介入、不向敵人宣戰(行事反而等於一連串逃避與背叛)，指他這些都是在破壞高貴的理想主義。他們的敵意指向所有“40年代人”，尤其赫爾岑——他們以他為40年代人最富才氣、最頑強的代表，也確有道理。對於1860年代這些嚴苛、冷酷的年輕革命分子，他的答复，本色十足。這些新革命分子抨擊他貪戀舊有生活風格、當紳士、家資豐厚、舒適度日、端坐倫敦而遙觀俄國的革命鬥爭，與他那一代人沆瀣一氣，當周遭滿目卑污與哀慘、冤苦與不公，他只顧沙龍中高談闊論、弄玄思、玩哲學，不往嚴肅的手工勞動裡尋求救贖——諸如砍一棵樹、做一雙靴子，或者從事某一“具體”、真實事務，不與苦難大眾同心同德，反而流連富裕仕女的客廳，與其餘教育高級、出身高貴而同樣無能的青年耽溺於無休無止的華麗空談。這是縱慾、逃避，是對所處世界的恐怖與苦痛刻意裝盲。
赫爾岑了解他的對手，而拒絕與他們妥協。他承認自己不得不愛潔淨而惡污穢；寧取莊重、文雅、美、舒適，不要暴力與苦行；要好,,,,的文學，不要壞的文學；喜歡詩，甚於散文。他博得犬儒與“唯美”之名，然而他拒絕承認無賴才能成事；他拒絕承認，為求達成一場解放人類的革命，為了在人間創造一種新的、更高貴的生活形式，你必須蓬首垢面、渾身髒污、殘忍、狂暴，穿起帶釘的馬靴來蹂躪文明與人權。這，他不相信，也看不出有何理由應該相信。
至於新一代革命分子，他們並非平空躥出。過失在他那一代，是他那一輩在1840年代裡的空談生出了他們。這些人替世界向40年代的人報復——40年代人是“患上革命熱情的梅毒的人”。新的一代要向上一代說：“你們是偽君子，我們要當犬儒；你們說話像道德家，我們開口就要像無賴；你們對上無禮、待下粗暴，我們對誰都要粗暴；你們鞠躬而無敬意，我們將推擠衝撞而不道歉……”赫爾岑如此速寫新一代的言行，他言下之意是：流氓作風解決不了什麼事情。除非文明——善與惡、高貴與不高貴、價值與無價值之分際——獲得保全，除非有些人既苛求、又無畏，言所欲言，不向某種大而無當、莫可名狀的祭壇犧牲性命，因此不至於自己也淪為大群喪失人格、不由自主、邁向破壞的野蠻群眾，否則，革命有何意義?我們喜不喜歡，革命可能都會來。 “俄國文學針對俄國生活而草擬的巨大起訴書”並沒有要求用新的平庸凡俗取代舊的平庸凡俗。 “感傷、懷疑、反諷……這俄國豎琴的三弦” ，比新唯物主義者粗糙且庸俗的樂觀主義更接近現實。
赫爾岑最耿耿持恆的目標，是個人自由的保全。誠如他致馬志尼信中所言，這是他青少年初期以來就奮鬥不懈的游擊戰的宗旨。他獨步19世紀之處，則在他意見上的複雜，而對於互相衝突，而且比他自己單純、根本的理想，他也了解其成因與本質。激進分子與革命分子如何形成、有何理由，他也了解。同時，他還掌握到他們的教條將會帶來的可怕後果。雅各賓黨人那種嚴厲、高貴的光輝何由產生，他十分同情，對其心理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認為他們在道德上轟轟烈烈，高於他極為心儀、但他們無情摧毀的舊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在舊體制下的悲慘、困厄、窒息、非人，以及其淒厲的正義呼求，他有透徹的了解——同時，他也知道，為這些冤屈復仇的新世界如果放任恣肆，必將造成其自身的踰矩妄行……赫爾岑的現實感，尤其他對革命之必要與代價的感識，不僅當代獨步，也許置諸任何時代，都無人可及。他對當時危急的道德與政治問題的感識，遠比19世紀大多數專業哲學家明確且具體——他們的能事是由觀察社會而導出普遍原則，並將意見、原理與行為形態排列於條理整齊的範疇之中，作成前提，然後，以理性的方法，推出解決之道。赫爾岑早年的黑格爾素養沒有毀掉他的政論家與散文家本色；對學院式的分類，他不曾養成嗜好；他獨一無二的洞識，直透社會與政治困境的“內在質地” ；而與此洞識相得益彰的，是他卓絕的分析力與闡述力。結果，暴力革命之必要、一雙馬靴價值高於莎士比亞所有戲劇之論(“虛無主義”批評家皮薩列夫的巧辯)，自由主義與議會政治應受貶斥之說(大眾亟需口之食、棲身之所、蔽體之衣，而此二者要給他們投票權與口號)，他都了解，而且為它們提出思想與情感上都足稱信實的理由。然而，有些文明以奴役為基礎，由少數人產生神妙的傑作，惟少數人有自由與自信、想像與禀賦，來產生持久的生活形式，產生能在時間裡屹立不壞的作品——對這種文明的美學甚至道德價值，他也有同等鮮明且清晰的了解。
如此矛盾夾纏，既義憤填膺，支持革命與民主，反駁自由派與保守派對它們的自大指責，復又同樣慷慨激烈，以個人自由之名，抨擊革命分子，維護生命與藝術，維護人類的莊重、平等與尊嚴，鼓吹一個不許人類拿公道、進步、文明、民主以及其餘抽象事物為假借來互相剝削或蹂躪的社會——這種兩面、多面作戰，使赫爾岑成為他當代社會生活與社會問題最切現實、最敏感、最透徹、最可信的見證人。他最偉大的禀賦，是能作直截無礙的了解。他了解40年代所謂“多餘”俄國人的價值，因為他們格外自由而道德可佩，形成了他生平所知最富想像、最天機自發、最具才氣、最文明且最有趣味的結社。同時，他了解惱怒、熱切、反叛的青年激進分子對他這一代的撻伐。年輕一代激進分子認為這群貴族閒人終日耽溺於快意而不負責任的高談，懵然不覺受壓迫農民與低層公務員久蓄慍鬱、怨心日高，其狂暴、盲目但理有固然的仇恨在真正革命家義不容辭的煽動與指導下，有朝一日，就要化成一場海嘯，將他們與他們的世界一舉掃除。赫爾岑了解這種衝突，他的自傳也以奇絕的生動與精確，傳出俄國與西方世界里個人與階級之間、人物與意見之間的緊張。
《往事與隨想》並無清晰的單一宗旨，亦非專為某一主題而作；作者未為任何公式、任何政治教條所役。職是之故，此作至今是一部深刻且生動的傑作，是赫爾岑賴以不朽的最大憑據。他所以不朽，另外還有名正言順的理由。他的政治觀與社會觀殊可謂原創獨造，而所以為獨造，興其原因之一端即可。在他同時代寥寥幾位思想家裡，他原則上拒絕一切全盤概括的解決法，而且掌握到為文而造文、為真實世界之人與事而作文的重大關鍵識別——能有此掌握的思想家，古往今來，為數甚少。不過，他是以作家之名垂世。他的自傳是俄國文學與心理學天才的偉大紀念碑之一，堪與屠格涅夫及托爾斯泰的偉大小說並列。此作(低劣的翻譯本除外)亦如《戰爭與和平》、《父與子》，極為可讀，都不過時，沒有維多利亞時代的氣味，感覺上仍然現代得驚人。
政治天才的要素之一是，社會裡的特徵與變化仍在萌芽而肉眼難見之日，即有所敏感。赫爾岑這種能力甚高，便是眼見劇變逼近，他既無馬克思或巴枯寧的粗礪的歡欣，也沒有布克哈特或託克維爾那種悲觀的超然。他像蒲魯東，相信個人自由之毀滅既非可欲，亦非不可避免。不過，他又不像蒲魯東。他認為，除非人類努力用心避免，否則此事極為可能。
《往事與隨想》並無清晰的單一宗旨，亦非專為某一主題而作；作者未為任何公式、任何政治教條所役。職是之故，此作至今是一部深刻且生動的傑作，是赫爾岑賴以不朽的最大憑據。他所以不朽，另外還有名正言順的理由。他的政治觀與社會觀殊可謂原創獨造，而所以為獨造，興其原因之一端即可。在他同時代寥寥幾位思想家裡，他原則上拒絕一切全盤概括的解決法，而且掌握到為文而造文、為真實世界之人與事而作文的重大關鍵識別——能有此掌握的思想家，古往今來，為數甚少。不過，他是以作家之名垂世。他的自傳是俄國文學與心理學天才的偉大紀念碑之一，堪與屠格涅夫及托爾斯泰的偉大小說並列。此作(低劣的翻譯本除外)亦如《戰爭與和平》、《父與子》，極為可讀，都不過時，沒有維多利亞時代的氣味，感覺上仍然現代得驚人。
政治天才的要素之一是，社會裡的特徵與變化仍在萌芽而肉眼難見之日，即有所敏感。赫爾岑這種能力甚高，便是眼見劇變逼近，他既無馬克思或巴枯寧的粗礪的歡欣，也沒有布克哈特或託克維爾那種悲觀的超然。他像蒲魯東，相信個人自由之毀滅既非可欲，亦非不可避免。不過，他又不像蒲魯東。他認為，除非人類努力用心避免，否則此事極為可能。
序
許多朋友勸我出版《往事與隨想》的全本，這並不困難，至少頭兩卷是這樣。但是他們說，在《北極星》上面發表的片段是零碎的，它們不統一，偶然地斷斷續續，時而提前敘說，時而移後描述。我覺得的確是如此，不過我無法改正。作一點增補，把各個篇章按年代順序編纂起來，並不是難事；然而dun jet要把全書回爐重寫，我不想這樣做。
《往事與隨想》並不是連貫地寫成的；某些篇章之間相隔好幾年。因此書中處處都留下寫作時期的時代色彩和各種情緒的痕跡，——我不想抹掉它。
這與其說是筆記，不如說是自白，圍繞著它，和它有關的都是從往事裡抓出來的片段回憶，在隨想裡留下來的思緒點滴。然而把這些外屋、頂樓、廂房合併在一起，它也是統一的，至少我是這樣看法。
這些筆記並不是初次的試作。我在二十五歲左右，就動手寫過類似回憶錄的東西。事情是這樣的：我從維亞特卡給轉移到弗拉基米爾，感到十分寂寞。在靠近莫斯科的地方待下來使我感到苦惱，感到屈辱；我落到了這樣一種境地：就像坐在最後一個驛站裡得不到馬的人那樣。
事實上這差不多是“行將結束的青年時代的最純潔、最嚴肅的時期”。那個時候我雖然寂寞，卻心裡開朗而幸福，好像小孩們在節日或者生日的前夕感到寂寞一樣。每天都有寫著小字的書信到來；我為它們感到驕傲，感到幸福，它們幫助我成長。然而別離折磨我，我不知道該做什麼來更快地度過這無限長的時光——充其量不過四個月……我聽從了對我的勸告，開始在空閒時候寫下我關於克魯季次的回憶，關於維亞特卡的回憶。我寫滿了三本筆記本……這以後，過去的事便淹沒在現實的世界裡了。
1840年別林斯基讀了它們，他喜歡它們，他把兩本筆記本刊登在《祖國紀事上(第一本和第三本)；其餘的一本倘使沒有給當做引火材料燒掉的話，現在一定棄置在我們莫斯科住宅里的什麼地方。
十五年過去了，“我住在倫敦櫻草山附近一個偏僻地方，遙遠、濃霧和我自己的心願把我同全世界隔絕。
“在倫敦我沒有一個親近的人。有一些人，我尊敬他們，他們也尊敬我，可是沒有一個親近的人。一切來來去去的人，同我交往的人都在從事一種共同的利益，全人類的事業，至少是全民族的事業；我和他們的交誼可以說是沒有私人感情的。——歲月過去了，沒有談過一句我想談的話。
“……然而那個時候我剛剛在一連串可怕的事件、不幸和錯誤之後開始清醒，恢復元氣。我最後幾年的生活事蹟越來越清楚地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懷著恐怖發現除我以外沒有一個人知道它，真相會隨著我的死亡而消滅。
“我決心寫下來；可是一個回憶喚起了幾百個別的回憶；一切舊的、半遺忘了的都復活了：少年時期的夢想，年輕人的希望，青年時期的大膽，監獄與流放——這些並不曾在心靈中留下半點痛苦的早年的不幸，像春雷一樣一下子過去了，這一聲霹靂使年輕的生命煥發青春而且更加堅強了。”
這一次我寫作不是為了贏得時間——我用不著匆忙。
我開始寫這部新作品的時候，完全不記得《一個年輕人的筆記》的存在了，有一天我在British Museum裡翻閱俄國雜誌，偶然看見了它們。我找人把它們抄下來，並且重讀了一遍。它們激發起來的感情是奇怪的：我非常明顯地看到在這十五年中間我竟然這麼衰老了，這使我開始大為震驚。那個時候我還是以人生和幸福為兒戲，好像幸福就沒有止境似的。 《一個年輕人的筆記》的調子差異太大了，因此我不能從那裡取用任何東西；它們屬於青年時期，它們應當保存本來面目。它們的早晨的亮光不適宜於我的黃昏的工作。它們裡面有許多真實，但也有許多玩世不恭；此外它們那裡還留著海涅的明顯的痕跡，我在維亞特卡曾經入迷地閱讀海涅的作品。在《往事與隨想》裡面看得見生活的痕跡，此外就不會看到任何其他的痕跡。
我的寫作進行得很慢……要使某一種往事經過沉澱變成明晰的思想——儘管它不能給人安慰，它是憂鬱的，卻為理智所諒解——這需要花許多時間。倘使做不到這一點，縱然會有真誠，卻不可能有真實!
幾次的嘗試都沒有成功，——我便把它們拋棄了。後來在今年夏天我向一個青年時期的朋友重讀我最後的稿本，這個時候我才自己認出了熟悉的面目，我便停下來……我的作品完成了!
很可能我對它的評價過高，很可能這些剛剛顯露出來的輪廓裡只是為我一個人埋藏了許多東西；可能我讀的時候理會到的比我寫在紙上的多得多；這裡敘述的事情喚起了我的一幕幕的夢景，它好像是難認的字，只有我才有開啟它的鑰匙。可能只有我一個人聽見精靈怎樣在字裡行間跳動……可能是這樣，但這部書並不因此就對我減少價值。對我來說，它多年來一直代替了人們和我失去的東西。如今到了我和它也得告別的時候了。
凡是屬於個人的東西都會很快地消失，對於這種消逝只好順從。這不是絕望，不是衰老，不是淒涼，也不是淡漠；這是白髮的青春，恢復健康的一種形態，或者更恰當地說，就是恢復健康的過程。人只能用這個方法忍受某些創傷。
一個修道士，不管他的年紀多大，在他身上總是老年同青年合在一起。他用埋葬屬於個人的一切這個辦法恢復了青春。他從而感到了輕鬆，心胸開闊……有時過分開闊……的確，在毫無個性的共性、眾多的歷史事件和像浮雲一樣地飄浮在它們之上的未來的形像中間，人有時感到空虛，孤獨。但這又怎樣呢?人們想保存一切：要薔薇，也要雪；他們希望在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旁邊開放著5月的鮮花!修道士在苦悶的時刻靠著祈禱得到解脫。我們並不祈禱，我們從事寫作，寫作就是我們的禱告。也許，二者的結果是一樣的，不過現在我們談論的不是這個。
不錯，在生活裡有愛好重複的韻律、愛好反复的曲調的；誰不知道老年多麼近似童年?仔細看看，就不難發現在生命全盛時期的兩頭，連同它那用鮮花編成的花冠和用荊棘做成的荊棘冠，連同它的搖籃和棺材，類似的時代常常重複，而主要點又是如此相像。青年時期還不曾有過的事物，它已經喪失了；青年時期毫無個人考慮所幻想的事物，也同樣沒有個人考慮地從烏雲和霞輝裡現出來更加光輝，更加寧靜。
……當我想到我們兩人現在快到五十歲，站在俄國自由語言的第一架印刷機前面，我覺得我們在麻雀山上少年時期的格留特里不是在三十三年前，而是至多——三年!
生活……許許多多生命、不同國家的人民、革命、極其親愛的人們都在麻雀山和櫻草山之間出現、變換、消失了；它們的痕跡幾乎已經給事件的無情的旋風掃掉了。四周的一切全改變了：泰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在流動，身旁都是外國人……我們再也沒有返回祖國的路了……只有兩個孩子(一個十三歲，另一個十四歲)的夢想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讓《往事與隨想》算清個人生活的賬，而且作為個人生活的總目吧。剩下來的思想就用到事業上去；餘下來的力量就投到鬥爭中去。
我們的同盟仍然如此……
我們又一次走上憂鬱的路，
不倦地宣揚真理啊，——
由它去吧，讓夢想和人們在我們身旁過去!
許多朋友勸我出版《往事與隨想》的全本，這並不困難，至少頭兩卷是這樣。但是他們說，在《北極星》上面發表的片段是零碎的，它們不統一，偶然地斷斷續續，時而提前敘說，時而移後描述。我覺得的確是如此，不過我無法改正。作一點增補，把各個篇章按年代順序編纂起來，並不是難事；然而dun jet要把全書回爐重寫，我不想這樣做。
《往事與隨想》並不是連貫地寫成的；某些篇章之間相隔好幾年。因此書中處處都留下寫作時期的時代色彩和各種情緒的痕跡，——我不想抹掉它。
這與其說是筆記，不如說是自白，圍繞著它，和它有關的都是從往事裡抓出來的片段回憶，在隨想裡留下來的思緒點滴。然而把這些外屋、頂樓、廂房合併在一起，它也是統一的，至少我是這樣看法。
這些筆記並不是初次的試作。我在二十五歲左右，就動手寫過類似回憶錄的東西。事情是這樣的：我從維亞特卡給轉移到弗拉基米爾，感到十分寂寞。在靠近莫斯科的地方待下來使我感到苦惱，感到屈辱；我落到了這樣一種境地：就像坐在最後一個驛站裡得不到馬的人那樣。
事實上這差不多是“行將結束的青年時代的最純潔、最嚴肅的時期”。那個時候我雖然寂寞，卻心裡開朗而幸福，好像小孩們在節日或者生日的前夕感到寂寞一樣。每天都有寫著小字的書信到來；我為它們感到驕傲，感到幸福，它們幫助我成長。然而別離折磨我，我不知道該做什麼來更快地度過這無限長的時光——充其量不過四個月……我聽從了對我的勸告，開始在空閒時候寫下我關於克魯季次的回憶，關於維亞特卡的回憶。我寫滿了三本筆記本……這以後，過去的事便淹沒在現實的世界裡了。
1840年別林斯基讀了它們，他喜歡它們，他把兩本筆記本刊登在《祖國紀事上(第一本和第三本)；其餘的一本倘使沒有給當做引火材料燒掉的話，現在一定棄置在我們莫斯科住宅里的什麼地方。
十五年過去了，“我住在倫敦櫻草山附近一個偏僻地方，遙遠、濃霧和我自己的心願把我同全世界隔絕。
“在倫敦我沒有一個親近的人。有一些人，我尊敬他們，他們也尊敬我，可是沒有一個親近的人。一切來來去去的人，同我交往的人都在從事一種共同的利益，全人類的事業，至少是全民族的事業；我和他們的交誼可以說是沒有私人感情的。——歲月過去了，沒有談過一句我想談的話。
“……然而那個時候我剛剛在一連串可怕的事件、不幸和錯誤之後開始清醒，恢復元氣。我最後幾年的生活事蹟越來越清楚地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懷著恐怖發現除我以外沒有一個人知道它，真相會隨著我的死亡而消滅。
“我決心寫下來；可是一個回憶喚起了幾百個別的回憶；一切舊的、半遺忘了的都復活了：少年時期的夢想，年輕人的希望，青年時期的大膽，監獄與流放——這些並不曾在心靈中留下半點痛苦的早年的不幸，像春雷一樣一下子過去了，這一聲霹靂使年輕的生命煥發青春而且更加堅強了。”
這一次我寫作不是為了贏得時間——我用不著匆忙。
我開始寫這部新作品的時候，完全不記得《一個年輕人的筆記》的存在了，有一天我在British Museum裡翻閱俄國雜誌，偶然看見了它們。我找人把它們抄下來，並且重讀了一遍。它們激發起來的感情是奇怪的：我非常明顯地看到在這十五年中間我竟然這麼衰老了，這使我開始大為震驚。那個時候我還是以人生和幸福為兒戲，好像幸福就沒有止境似的。 《一個年輕人的筆記》的調子差異太大了，因此我不能從那裡取用任何東西；它們屬於青年時期，它們應當保存本來面目。它們的早晨的亮光不適宜於我的黃昏的工作。它們裡面有許多真實，但也有許多玩世不恭；此外它們那裡還留著海涅的明顯的痕跡，我在維亞特卡曾經入迷地閱讀海涅的作品。在《往事與隨想》裡面看得見生活的痕跡，此外就不會看到任何其他的痕跡。
我的寫作進行得很慢……要使某一種往事經過沉澱變成明晰的思想——儘管它不能給人安慰，它是憂鬱的，卻為理智所諒解——這需要花許多時間。倘使做不到這一點，縱然會有真誠，卻不可能有真實!
幾次的嘗試都沒有成功，——我便把它們拋棄了。後來在今年夏天我向一個青年時期的朋友重讀我最後的稿本，這個時候我才自己認出了熟悉的面目，我便停下來……我的作品完成了!
很可能我對它的評價過高，很可能這些剛剛顯露出來的輪廓裡只是為我一個人埋藏了許多東西；可能我讀的時候理會到的比我寫在紙上的多得多；這裡敘述的事情喚起了我的一幕幕的夢景，它好像是難認的字，只有我才有開啟它的鑰匙。可能只有我一個人聽見精靈怎樣在字裡行間跳動……可能是這樣，但這部書並不因此就對我減少價值。對我來說，它多年來一直代替了人們和我失去的東西。如今到了我和它也得告別的時候了。
凡是屬於個人的東西都會很快地消失，對於這種消逝只好順從。這不是絕望，不是衰老，不是淒涼，也不是淡漠；這是白髮的青春，恢復健康的一種形態，或者更恰當地說，就是恢復健康的過程。人只能用這個方法忍受某些創傷。
一個修道士，不管他的年紀多大，在他身上總是老年同青年合在一起。他用埋葬屬於個人的一切這個辦法恢復了青春。他從而感到了輕鬆，心胸開闊……有時過分開闊……的確，在毫無個性的共性、眾多的歷史事件和像浮雲一樣地飄浮在它們之上的未來的形像中間，人有時感到空虛，孤獨。但這又怎樣呢?人們想保存一切：要薔薇，也要雪；他們希望在一串串熟了的葡萄旁邊開放著5月的鮮花!修道士在苦悶的時刻靠著祈禱得到解脫。我們並不祈禱，我們從事寫作，寫作就是我們的禱告。也許，二者的結果是一樣的，不過現在我們談論的不是這個。
不錯，在生活裡有愛好重複的韻律、愛好反复的曲調的；誰不知道老年多麼近似童年?仔細看看，就不難發現在生命全盛時期的兩頭，連同它那用鮮花編成的花冠和用荊棘做成的荊棘冠，連同它的搖籃和棺材，類似的時代常常重複，而主要點又是如此相像。青年時期還不曾有過的事物，它已經喪失了；青年時期毫無個人考慮所幻想的事物，也同樣沒有個人考慮地從烏雲和霞輝裡現出來更加光輝，更加寧靜。
……當我想到我們兩人現在快到五十歲，站在俄國自由語言的第一架印刷機前面，我覺得我們在麻雀山上少年時期的格留特里不是在三十三年前，而是至多——三年!
生活……許許多多生命、不同國家的人民、革命、極其親愛的人們都在麻雀山和櫻草山之間出現、變換、消失了；它們的痕跡幾乎已經給事件的無情的旋風掃掉了。四周的一切全改變了：泰晤士河代替了莫斯科河在流動，身旁都是外國人……我們再也沒有返回祖國的路了……只有兩個孩子(一個十三歲，另一個十四歲)的夢想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讓《往事與隨想》算清個人生活的賬，而且作為個人生活的總目吧。剩下來的思想就用到事業上去；餘下來的力量就投到鬥爭中去。
我們的同盟仍然如此……
我們又一次走上憂鬱的路，
不倦地宣揚真理啊，——
由它去吧，讓夢想和人們在我們身旁過去!
一部知識分子的百科全書
一本十九世紀的自由之書
一冊珍貴的歐洲思想寫真
歐文、巴枯寧、馬克思、馬志尼、普魯東、普希金、別林斯基等等
上百個人物在其中熠熠閃現，別開生面
文學巨擘巴金領銜翻譯:
只是我很喜歡這部回憶錄，它是我學習寫作時的老師，我這次翻譯它也是為了學習。
思想大家柏林專文推薦:
文學與心理學天才的偉大紀念碑，赫爾岑賴以不朽的最大憑據。
赫爾岑就是這些子弟中的一個。十二月黨人的起義喚醒了他，並且把他“洗淨”了。他在19世紀40年代農奴制的俄國，竟能達到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的水平。
——列寧
赫爾岑作品的最大特點在於“思想的威力”。
——別林斯基
赫爾岑一個人“就代表整整一個領域，就代表一個思想飽和到驚人地步的國度”。
——高爾基
他成為現代也許最偉大的歐洲政論家……一位19世紀中葉的伏爾泰……以回憶錄作家而論，他無可匹儔。
——以賽亞·伯林
這一切全是用血和淚寫成的；它像一團火似的燃燒著，也使別人燃燒……俄羅斯人中間只有他能夠這樣寫作……
——屠格涅夫
到目前為止，我最喜歡的書肯定是赫爾岑寫的《往事與隨想》。
——朱學勤
一本十九世紀的自由之書
一冊珍貴的歐洲思想寫真
歐文、巴枯寧、馬克思、馬志尼、普魯東、普希金、別林斯基等等
上百個人物在其中熠熠閃現，別開生面
文學巨擘巴金領銜翻譯:
只是我很喜歡這部回憶錄，它是我學習寫作時的老師，我這次翻譯它也是為了學習。
思想大家柏林專文推薦:
文學與心理學天才的偉大紀念碑，赫爾岑賴以不朽的最大憑據。
赫爾岑就是這些子弟中的一個。十二月黨人的起義喚醒了他，並且把他“洗淨”了。他在19世紀40年代農奴制的俄國，竟能達到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的水平。
——列寧
赫爾岑作品的最大特點在於“思想的威力”。
——別林斯基
赫爾岑一個人“就代表整整一個領域，就代表一個思想飽和到驚人地步的國度”。
——高爾基
他成為現代也許最偉大的歐洲政論家……一位19世紀中葉的伏爾泰……以回憶錄作家而論，他無可匹儔。
——以賽亞·伯林
這一切全是用血和淚寫成的；它像一團火似的燃燒著，也使別人燃燒……俄羅斯人中間只有他能夠這樣寫作……
——屠格涅夫
到目前為止，我最喜歡的書肯定是赫爾岑寫的《往事與隨想》。
——朱學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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