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晚與週日晨》————憤怒&垮掉（推薦閱讀）

 1945年二戰結束,在戰後的英國和美國都出現了帶強烈反抗情緒的作家流派。英國的叫做“憤怒的青年”,美國的叫做“垮掉的一代”。前者的代表人物有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凱絲·沃特豪斯(Keith Waterhouse)、柯林·威爾森(Collin Wilson)等,後者的代表人物有阿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格利高里·科爾索(Gregory Corso)、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等。本書作者阿蘭·西利托(Alan Sillitoe)是英國“憤怒的青年”的代表人物之一。

     “憤怒的青年”一名是1956年開始流行的,但在那以前就已在醞釀中。先是萊斯里·阿蘭·保羅(Leslie Allan Paul)在1951年出版了一本自傳,書名就叫《憤怒的青年》,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1954年金斯利·艾米斯出版了《幸運的吉姆》(Lucky Jim),描繪的也是對現實不滿的青年。 1956年約翰·奧斯本的劇本《憤怒回顧》(Looking Back in Anger)在劇院演出,獲得巨大成功。劇本抒發了一代青年內心的幻滅與憤懣,出版界借用了上述書名“憤怒的青年”來稱呼劇裡的主角吉米·波爾特。以後“憤怒的青年”便變成了一批作家的名字,形成了一個流派。 1957年,著名演員勞倫斯·奧利佛爵士(他主演的電影——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中國觀眾是很熟悉的)又在約翰·奧斯本的第二個劇本《娛樂者》(The Entertainer )裡飾演了主角,使“憤怒的青年”更加名噪一時,成了當時英國文壇的主流力量。

     “憤怒的青年”派作家大多出身社會下層,畢業於普通大學而不是牛津、劍橋之類的名校。他們同情下層人民,直言不諱地抨擊中產階級生活方式、道德倫理和階級偏見,蔑視英國的現存秩序,尤其是上流社會和中產階級的偽善與平庸。他們有的還以自己的下層階級生活方式為榮,向中產階級的妄自尊大與裝腔作勢提出挑戰。

    美國的“垮掉的一代”同樣反映了青年一代對戰後現實的不滿和撻伐,只是加上了一些嬉皮士的詞語和禪宗的神秘內容。

    這兩個流派的興起是和當時的世界形勢直接關聯的。二戰後世界形勢大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國家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統一的世界一分為二,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一大批新興力量國家,跟舊有的歐美集團對立,以其正義性的英勇鬥爭刺激著英美青年,使他們從內部殺將出來。 “憤怒的青年”和“垮掉的一代”就是這種心態在文學上的反映。但遺憾的是,隨之而來卻是斯大林神話的破產、中蘇交惡、赫魯曉夫垮台,青年們再次陷入迷惘,這兩個流派在六十年代後期便衰敗下來。

    但是,這兩個流派卻給世界文學留下了一批值得注意的作家和作品。在美國有詩人阿倫·金斯伯格和小說家傑克·凱魯亞克等,在英國則有戲劇家約翰·奧斯本、小說家金斯利·艾米斯和本書作者阿蘭·西利託等。

阿蘭·西利托(1928— )是“憤怒的青年”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以其沉重、粗獷、憤怒的現實主義風格獨樹一幟,把新的活力注入了二戰後的英國小說。

    他1928年4月生於英國諾丁安郡的諾丁安城。父親是個硝皮匠。第二次世界大戰白熱化時的1942年,他才十四歲便輟學進了工廠做工,直到戰爭結束,十八歲時他進了英國皇家空軍系統,在馬來亞做過兩年無線電報務工作。回英國後因患結核病住院數月,然後回到家鄉諾丁安和肯特居住。再以後的六年裡他遷居法國和西班牙。經過詩人和詩評家羅伯特·格萊夫斯啟發,他開始以故鄉諾丁安市的生活為素材進行寫作。

    本書《週六晚與週日晨》(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是他的處女作。這本小說在被四家出版社拒絕後於1958年出版,立即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1959年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長跑運動員的寂寞》(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獲得了霍索恩頓文學獎。 1960年《週六晚與週日晨》由他自己改編為電影上映,為他贏得了國際聲譽。後來他又參加了自己的短篇小說《長跑運動員的寂寞》的改編,1962年小說被拍成電影上映。他的《收破爛者的女兒》(The Ragman’s Daughter,1963)和《將軍》(The General)也都曾被改編為電影上映。

    他的小說還有《威廉·波特之死》(The Death of William Porter)、《鰥夫的兒子》(The Widower’s Son)、《講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門鑰匙》(Key to the Door)、《生活的一次啟動》(A Start in Life)、《原料》(Raw Material)、《出自旋風》(Out of the Whirlwind)、《她的勝利》(Her Victory)、《失落的飛艇》(The Lost Flying Boat)、《下山》(Down From the Hill)、《生命繼續》(Life Goes On)、《開著的門》(The Open Door)、《最後的情人》(Last Loves)、 《列昂納德的戰爭》(Leonard’s War)、《雪站》( Snowstop)、《破馬車》(The Broken Chariot)等。此外還有短篇小說集《小說集》(Collected Stories)和《鱷魚嬉戲場》(Alligator Playground)。阿蘭·西利托還出版了八部詩集、一些兒童讀物和一本回憶錄《沒有風流韻事的生活》(Life Without Amour)。

乍讀此書的人會覺得它是個淺薄浮躁的青年的生活記錄。

    青年工人亞瑟·西頓一出場就酒氣熏天。他跟人賭喝酒,醉得昏天黑地,從樓梯頂一骨碌摔下了樓梯底。起來後他又兩次嘔吐,嘔髒了一對夫婦的兩身衣服,眼看處境狼狽,便逃之夭夭,到了情婦布倫妲家過夜,第二天倚午又在她的丈夫從後門回家時從前門逃走。

    然後便是種種劣跡。在酒吧因為瑣碎小事跟人鬥毆,大打出手;酒醉後叫汽車刮了一下,便跟他哥哥佛萊德把那汽車掀得側立起來(車主已醉得不省人事);參加鵝市節狂歡,在“恐怖列車”裡扯掉“骷髏架子”,引起眾怒;跟三個女人同時戀愛,布倫妲跟他有了孩子只好用熱酒浴打掉;他剛離開布倫妲卻又上了她妹妹溫妮的床;以後挨了溫妮的丈夫一頓痛打,躺了半個月,無可奈何才決定跟第三個女人結婚……而這樣的人偏偏激烈得要命。他夢想著有一天造出炸藥,把工廠和議會大廈炸個滿天飛。

    他身邊的人也大體如此。一戰時父親和舅舅用種種辦法逃避兵役,二戰時幾個表哥從部隊逃出,受到追捕,沒有口糧也沒有錢,以盜竊度日;姨父在一戰後從法國帶回家兩個畫框,是搶掠來的“戰利品”,原來英國士兵在法國干過匪徒一樣的事。

    這本書描寫的彷彿就是這樣的人,九分鬧劇,一分正劇。但是,讀完之後,掩卷細思,印象卻翻了過來,這是百分之百的悲劇——民族的悲劇。

亞瑟和女人來往考慮的不是愛情,而是性慾。那是許多工資奴隸的生活方式。他是個車工,早上按時打卡上班,整天站在機器前勞動,用他的話說是“累得翻腸倒肚”,儘管也能設法找出閒暇開開玩笑。六天活累完,到了周末,只想兩件事:喝酒、找女人。酒讓他麻醉,女人讓他發洩。然後隨著“黑色星期一”的到來,他又去服他所說的“終生苦役”,守著機床反复做那幾個機械的動作。眼睛望著機器,雙手不離機器,滿耳機器聲、皮帶聲,滿鼻子油污味、肥皂水味、鋼屑味,“累得賊死”。熬到星期六晚,又匆匆去喝酒、找女人。如此循環,無窮重複,過的是十足的工資奴隸的生活。關在廠裡的六天是看不見天日、看不見大自然的,星期日到河邊走走,看看風景是他另一種享受。

    他是無可奈何才結婚的。他找女人原有他的如意算盤。只找結過婚的,兩相情願,互相滿足,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必結婚生孩子、背家庭包袱。但是,現實粉碎了他的夢想。布倫妲懷孕了,孩子是他的。煩惱逼人而來。他只好去求助於阿達姨媽,用熱酒浴加醉酒把孩子打掉。他眼見布倫妲熱酒浴時的慘痛,不禁深深懊悔,一再喃喃地說:再也不干了,再也不干了。

    可他卻馬上找上了布倫妲的妹妹溫妮,秘密隨即洩露,他被溫妮的丈夫約了同事追踪了許久,結果挨了一頓痛打,很久起不了床。

    渾小子的如意算盤並不如意,卻又離不開女人,終於下定決心跟陶麗安結婚了。看來結婚是最佳選擇,不必眼見墮胎的苦難;不必隨時提防挨打;還可以摟著女人放心睡覺,不必半夜逃走。不過,亞瑟對結婚有自己的規矩。表姐伽茵因為口角打得丈夫頭破血流的事給了他教訓,他決定:結婚以後要是老婆敢打他,他是要還手的。

    於是我們看到了亞瑟的尷尬婚姻。從不想結婚到終於結婚,隨後的日子是可想而知的:生孩子,少則像他爸爸家四五個,多則像他姨媽阿達家十四個,只有星期天全打發出去看電影時家裡才能安靜一會兒,否則就永遠人聲鼎沸、天翻地覆。妻子只好回家做專職主婦,把掙錢的任務全轉到丈夫身上。而且,如果妻子打了他,他是要還手的。那就意味著更加沸反盈天的生活。我們這位活蹦亂跳、好勇鬥狠、聰明狡猾、耽於幻想的亞瑟所面臨的就是這樣的命運。

    對於這一前景亞瑟並非沒有看見,他當初決定只找已婚婦女時便已預見到了。因此,在他終於決定結婚之後,似乎墮入了“哲學思維”。他在河淀柳陰裡釣魚時說“釣到了魚也就是被魚釣到了”。此話貌似玩弄概念,出於他之口卻耐人尋味。魚當然不可能釣到人,但是陶麗安這條魚卻真真實實釣到了亞瑟這個人。而且,與此同時,他倆都被社會釣到了,從此失去了自由。可是,分明知道那是魚餌卻偏要去吞,這又是為什麼?亞瑟問自己:我是不是醉了?回答是:“我沒有醉,我清醒得像冰涼的石頭。”結論是他認命了,在這場“古老的戰爭的最後一戰”裡他做出了抉擇,那就是“跟陶麗安一起往世界綻開的裂縫裡陷進去”。

    用亞瑟自己的話說,今後的日子就是,“跟媽媽和老婆鬥,跟房東和領班鬥,跟銅釦子、軍隊和政府鬥。除了乾非干不可的活兒和想法花掉工資,不是這樣鬥就是那樣鬥。我生命的每一天都必然有麻煩等著我,因為麻煩一向就有,以後也會有。生下來就醉了,結婚又盲目,錯誤投生到了一個瘋狂離奇的世界……每個星期一早晨把你拽回工廠去的只能是錢。”

    這就是等著他的生活,他是“明知故犯”。何況還有戰爭!

    戰爭不是恫嚇,不是空話,而是冷冰冰的現實。他們的父輩已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自己又已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兩次大戰之間他們對政客們反复無常的宣言已經聽膩了。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總理達拉第的綏靖政策縱容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勢力。 1938年簽署了《慕尼黑協定》,同年希特勒就兼併了捷、奧的蘇台德地區,1939年佔領了捷克、但澤自由市和波蘭,1940年又突然襲擊和占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和法國。英國終於捲入了戰爭。政客們的翻雲覆雨把全國的青壯年送上了前線。亞瑟進了部隊,經受了煎熬。他的表兄弟們從部隊逃出,從此遭到“紅帽子”追捕,四處逃亡。因為沒有配給證又沒有錢,只好靠偷盜為生,跟妓女生活。隨後,他們又被抓住,再次被送上前線。後方的人也忍受著戰爭的折磨。物價飛漲、供應奇缺、食物配給、生活艱辛,只好在貯煤間養雞,開闢了院子裡的地面種菜。他們還隨時遭到德國飛機的轟炸掃射。亞瑟的爸爸就幾乎因此死去。蹲防空洞蹲得一家人滿身疥瘡,耳朵裡隨時聽著警報和轟炸的聲音。這就是戰爭,他們親身經歷的好容易熬過來的戰爭。

    戰爭結束了,九死一生活下來了,生活也改善多了,甚至可以分期付款買電視,連“電影院”也搬回家了。還可以存錢買摩托車,而有的人,比如領班羅波,甚至買了輛二手的莫里斯汽車。可是冷戰開始了,說什麼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了。這回口氣很大,據說強光幾閃就可以得勝還朝。但是,政客們的話可信嗎?斯大林不是說過炸彈可以用炸彈回敬嗎?英格蘭會不會變成廣島長崎?何況敵人已經不是德國佬,而是老朋友蘇聯,德國佬忽然變成了朋友。這不是在拿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和苦難瞎折騰嗎?

    難怪人心惶惶,有了錢就趕緊花,因為“一年一年地存錢是沒有意義的,是傻瓜才玩的遊戲”。大家都“今朝有酒今朝醉”,甚至想“狂歡十天,把所有積蓄花個精光”,否則一旦戰爭爆發,豈不落個雞飛蛋打。

    難怪人們要產生激烈的幻想!亞瑟在打靶時老幻想拿上級軍官當靶子,而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把工廠、領班和廠裡生產的摩托車炸得滿天飛,把議會大廈炸得滿天飛,然後坐著飛機到莫斯科或北極坐下來,像馬一樣哈哈大笑。

    他的幻想當然幼稚,但他不能不幼稚。

    亞瑟十五歲進廠,他的女友陶麗安十五歲進廠,領班羅波十四歲進廠(本書作者阿蘭·西利託也是十四歲進廠)。別的人書裡沒有交代,但可以肯定也是如此。機修工傑克、頭號“人民公敵”定額員、布倫妲、溫妮也只能是十四五歲進廠。他們都沒有讀過幾天書,對現實的反映就只能停留在這個水平上。幼稚是必然的。

    道德墮落隨著幼稚而來。追求酒和性不光是亞瑟和男工們的要求,也是女工們的要求。布倫妲背著丈夫跟亞瑟睡覺,墮胎後還跟他來往,卻同時另結新歡(這是溫妮對亞瑟默認了的)。溫妮的丈夫第二天要回家,她頭天晚上還把亞瑟帶上床。她的丈夫知道了,追踪亞瑟,要打他,她照樣瞅空子跟亞瑟睡覺。陶麗安沒有男朋友時惶惶不安,找到了亞瑟便想炫耀,開始時還防備亞瑟動手動腳,以後就索性帶他回家,跟他上床了。她的母親也找了個因語言障礙而難以與之交談的印度人同居。亞瑟的姨媽因為女兒蓓蒂在俱樂部迷住了一個男人、白花了他許多錢而得意。亞瑟生氣時罵她們是“淘金”、是“雞”也並非沒有道理。這就是那時英國工人的現實生活,是很有代表性的生活截面。

    作者筆下的人群間顯然有一種嚴重的分裂和對立。同是十四五歲進廠,亞瑟憤世嫉俗、嬉笑怒罵,無政府主義嚴重;而領班羅波卻讀夜校、學技術,年長之後做了領班;“人民公敵”定額員和機修工傑克走的大約也是羅波的路。但是他們在工人們面前都有點理不直、氣不壯。定額員尤其如此,他有個很不雅的綽號“人民公敵”,卻見了誰都點頭哈腰。這是為什麼?我們從砸窗戶事件可以大體看出點來由。

    那是在第七章。那天晚上亞瑟跟他哥哥佛萊德一連惹了三起禍:在俱樂部跟人打了一架;把一個醉鬼的汽車抬得側立了起來;遇見人砸窗戶,在旁邊煽風點火。

    砸窗戶事件是這樣的:亞瑟和大衛在俱樂部打完架出來,看見一個男人砸破了一家商店的窗戶,叫一個穿軍裝的女人捉住了。從常理看,砸窗戶的人顯然不對,交給警察也是應該的。但奇怪的是,路過的旁觀者卻都同情那男人,而看不慣抓他的婦女。原因何在?因為那婦女“站在了秩序和法律一面,大家都對她反感”。他們指責說,“她跟這可憐的傢伙說話簡直像對垃圾一樣”。亞瑟更極端,對那女人說,“把他交給銅釦子對你有什麼好處?你們這種傢伙簡直不叫人活了。”這話的邏輯很怪,可亞瑟一出口,人群隨之起哄,要求放人,並鼓勵砸窗戶的人逃跑。那人一有逃跑的表現,人群又立即喝彩。你看,公民們普遍地站到了政府的對立面上。可以套用一句老話說,“凡是政府反對的他們就要擁護,凡是政府擁護的他們就要反對。”這就是這次事件的奇怪邏輯,也是領班、檢驗員畏首畏尾的原因。

    這種邏輯在氣槍事件的一個插曲裡也可以見到。亞瑟因為布爾太太散佈他的謠言,偷偷打了布爾太太一氣槍,鬧出了軒然大波。兩家人站到院子里大吵大鬧。看熱鬧的羅賓太太被那激烈的爭吵嚇壞了,暈了過去,她的丈夫急忙利用這機會回屋去拿威士忌。這時作者說,“這倒是個好藉口,可以使他置身事外,因為他是個讓兒子參加童子軍,而且投自由派票的人,在街道上團結一致的無政府主義工黨裡是個叛徒。”從這裡我們看見了兩個問題:一是站到政府一邊的人成了“叛徒”;一是街道上的“無政府主義工黨”的“團結一致”。所謂的“無政府主義工黨”是俏皮話,指的就是跟亞瑟持相同的反工廠反政府觀點的工人,他們勢力很大,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壓力。凡是不反對政府的人都成了“叛徒”。而在工廠里站到工廠一面的人自然也是叛徒、公敵。亞瑟和佛萊德把一個酗酒睡倒在路的人送回家,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跟警察對立,不讓那人被警察罰款。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曾指出,亞瑟家跟領班羅波家的對立已經有好幾代人的歷史。這就是工廠裡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天然對立,是無法抹去的階級敵對。羅波這樣的人的畏首畏尾乃是必然的。

    這就是阿蘭·西利托筆下的英國社會,一個赤裸裸的、沒有粉飾的、群情激憤的、跟傳統及政府對立的英國下層社會。這本小說沒有巧妙的悲歡離合,只有樸素嚴酷的現實,可正是作者這面對現實的勇氣和他筆下的現實打動著讀者。我們可以把本書跟存在主義聯繫起來,說從它看出了“存在就是荒謬”的道理,這很對,但是西利托沒有那麼“哲學”;我們也可以把本書跟黑色幽默聯繫起來,說它的幽默叫人沉重,這也很對,但是,西利托沒有那麼幽默。西利託的準確定位就是“憤怒的青年”。他在為本書1979年版所寫的序言裡是這樣說的:

     “這本小說剛出版時不少人有一種錯誤的設想:它是自傳性的。事實並不如此,至少就最嚴格的意義上講並不如此。我寫這書時離開工廠已經十年。小說雖然反映了我從小生長於其中的氣氛,故事卻都是想像的,每個角色都是像做拼圖遊戲一樣拼湊而成,到最後就沒有一個角色可以確認。

     “我腦子裡沒有主題,只有寫作的歡樂和為寫得清楚、真實而流的汗水;我只努力按照我所知道的情況刻畫普通人,刻畫得讓他們能認出自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費了很多時間,困難比人們所能想像的要多。”

    可見,這小說儘管不是自傳性的,卻“反映了我從小生長於其中的氣氛”,人物雖是拼湊而成的,卻都是按照作者所知道的普通人刻畫的,他希望“刻畫得讓他們能認出自己”。而其結果卻是:我們從小說中看出了殘酷的現實,而那正是作者“真誠的聲音”。

    西利託在那序言裡還說:“其中幾章原寫成了短篇小說,有些還寄給了雜誌,可是沒有被採用。小說裡還有一兩部分(包括週日晨在運河邊釣魚時的反思)原來是寫成詩的。”

    可見小說原包括了些短篇小說和詩。這些部分熔鑄到了小說裡,當然不再獨立,但是,仍然依稀可辨,是可以當做小說或詩讀的。例如五彩繽紛的鵝市節場面和阿達姨媽家那喧鬧的聖誕節聚會都可以當做民間風俗畫來讀。而描寫運河的幾節文字則顯然是情景交融的好詩。這些都不難感受到,就不用饒舌了。